這話不僅刻意地再度與胡適劃清界線，還拉高了批判的嗓門。因此據他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記記載，二十四日他發言完畢，周恩來即告訴他「發言甚好，很清楚」。二十六日當天，顧頡剛見毛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彭真市長，「亦均謂予發言好，與周炳琳（枚孫）二人為最佳。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言下之意，頗有點沾沾自喜的況味。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中科院召開「胡適歷史觀點批判第一次討論會」。由尹達主持，顧頡剛發言了一個小時。他在當天日日記中說：「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為此，他在幾天前就準備了題為《考據學的反封建性》（但未寫完）的發言稿，在稿中他說：「考據學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它以求真為目的，以古代文獻（可能時也加上實物）為資料，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邏輯為方法。嚴格說來，它在中國學術史上有九百年的歷史。從它的萌芽期說來，則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在科學知識未傳入中國以前，考據學比較中國原有的理學、文學、政治學等，是最實事求是的學問。它提出了許多問題，也解決了許多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的科學。」顧頡剛本意是要為考據學說句公道話，他認為考據學是反封建的。奈何與會者聞之大嘩，他們群起而攻之，認為考據學惟為封建統治者服務。顧頡剛反駁道，那是封建統治者為了私圖，或改古文、或易本義，而考據學之目的正在求真。但顧頡剛終究無法折服眾人，因為這已不是學術上的討論了，而是政治上的洗腦。因此他不得不在會後作出檢討書，自認錯誤有二：「其一，評胡適的演變方法無毒素；其二，謂予與胡適分路後即不受其影響。」（見1955.3.15日記）但事情仍沒那麼容易善了，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在統戰部的批判會上，顧頡剛接受尖銳激烈的批判。學者王汎森在談到在批判胡適集團的風潮時，顧頡剛曾經是那樣避忌談到自已曾受胡適的影響，他舉例說：「根據梁從誡的《胡適不是研究歷史而是在歪曲歷史》一文（《歷史研究》一九五五年三期，頁五十）的說法，顧頡剛在一次開會談到自已和古史辨派的時候，只談到某些個人如章太炎、梁啟超等人對他的影響，並竭力否認胡適對他的影響。此事在李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論》（《中山大學學報》，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頁七十六）中亦被提出強調。」
直到一九七○年代，我們看到顧頡剛在日記上補寫了一段話：「看此段文字，知我那時引為學術上之導師的，是王國維，不是胡適，而數十年來，人多詆我為‘胡適門徒’，則以《胡適文存》銷行之廣，絕非《觀堂集林》可比也。胡適利用我能為彼搜集資料，以此捧我，又給我以生活費，使我甘心為他使用，與朱家驊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錢為餌，同為政治手段。此種手段，只能買我一時，絕不能買我永久。至於我之心儀王國維，則是我一生的不變看法。我之成績不及彼，則是時代動盪所構成，非……」。這些完全是違心之論，讀者不可不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