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登上通緝名單的不只廣場上的學生，還有不在廣場的「黑手」，包括著名科學家方勵之夫婦。他們最為人所知的是，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渡過了13個月。但未必人人知道的是，首先伸出援手的並非外交官，而是一位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當時出現了什麼波折？外國人的眼睛在北京看到了什麼？
方勵之是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早在八九學運以前，他就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先聲之一。在前一波的「八六學潮」中，當時位居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他，不但沒有滅聲，反以身教傳遞民主倡議，賠上教職和黨籍。八九年爆發更大規模學運，支持學生的方勵之與太太從未踏足天安門廣場。然而，鎮壓後兩夫婦卻登上通緝名單，被官方指為「六四動亂幕後黑手」。
德國之聲：你跟方勵之是如何相識？為何方家會尋求你們的協助？
林培瑞：
那年我擔任美國科學院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事處主任，認識很多知識分子。我本來是研究文學的，可是在工作當中也認識很多社會學、歷史學、物理學的知識分子。我跟方勵之和李淑嫻是在會議上認識的，住的地方也離他們算近，所以本來就有一些交往。
在學運發展得比較熱烈的時候，大概在六四的三個禮拜前，他們的兒子來找我。他兒子問我，要是必要的話，你能不能幫我的父母到使館去。我這一愣，因為我不是外交官，也不是美國政府的人，也完全沒有這個權力，可是我答應他，我說我會打聽一下。
打聽之後，外交官說這樣做相當麻煩，因為人進去以後不知道何時、在什麼條件下能再出來。他舉了個例子，說十幾年前有幾個尼姑進了美國使館，然後十多年都出不來。於是我把這個話傳給他們的兒子，可是有這麼個線索在背景就是了。
德國之聲：六四鎮壓當時，你在北京有何經歷和見聞？你是在什麼時候見到方勵之一家？
林培瑞：
到了大概中午前後，我到方勵之的公寓裡，按他們的門鈴。他們門鈴的聲音不是「鈴」一聲，而是「祝你生日快樂」。我聽得當下覺得氣氛很不一樣。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也是北大物理系教授。她開門，也很激動。她說﹕「他們瘋了，真的瘋了。」她幾乎是說不出話來，然後讓我進屋。方勵之本人沒那麼激動，他坐在他的寫字台前，而他的態度是：「我沒有做錯事情，我也是中國公民，公民的權利之一應該是有自己的家。這是我的家，我何必要離開。」因為當天中午前，我記得已經有朋友打電話勸他說，「你們大概是政府的目標人物，你們不妨遛一遛」，但他不想。大概與他談論了將近半個鐘頭後，我就離開他家。走的時候李淑嫻告訴我，她說：「我們若需要你幫忙，我會打電話請你孩子過來喝茶。」我說好，然後便走去看別的知識分子。
下午回家後大概四點電話鈴響了，是李淑嫻，她說：「你的孩子請過來喝茶。」我就知道這事情就來了，必須我去幫忙。我到友誼賓館門前找了個出租車，好在有一輛出租車在那邊。他們把我開到中關村，也就是方勵之他們住的地方。他們下來，只拿著非常小的旅行包包，顯然不是想多留在什麼地方。上車以後，因為那是星期天，沒辦法到使館去。我把他們帶到附近一個香格里拉飯店，用我自己名字租了一個房間，他們的兒子方哲也跟他們一起。之後我就回家了。
德國之聲：方勵之一開始抗拒到美國使館，為何後來會改變心意？
林培瑞：
我第二天騎自行車到香格里拉飯店，他們一直都在房內。我找了幾個面包當早點給他們吃，然後商量怎麼做。方勵之還是理想主義，他那天約了李政道（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吃中飯，還想繼續赴約，想打電話聯繫李政道。李淑嫻更不放心，她怕政府會找藉口把方勵之給殺掉。因為前不久，高層有個會議，朋友也說高層在研究方勵之的問題該怎麼處理，選擇之一就是把他幹掉。我不知道這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是李淑嫻相信是真的，她怕方勵之會有生命危險。她的意思是要離開，找使館或一個安全的地方。
她同時也打給電話給在北大的學生，我只看到李淑嫻在電話上越聽越害怕，越聽臉色越糟糕。掛上電話後她說，北大學生聽說解放軍要到校園裡，而學生準備以磚頭跟石塊拚命。但他們希望李淑嫻跟方勵之能自己保重。這是六月五號。她聽完電話後，方勵之讓步，決定離開。
德國之聲：從飯店到美國使館的過程有阻礙或危險嗎？
林培瑞：
我們辦事處當時有個司機，他也很支持學生，他說願意把我們載到使館去。本來只是40幾分鐘的路，可是那天因為很多障礙或機車橫置馬路上，司機得走小胡同。我們用了兩個鐘頭到使館。我本來怕有衛兵或解放軍在外頭，當時的確有兩個年輕的解放軍在那，他們也有機關槍，可是他們很懶散的躺在那邊沒注意，我們就順利進入使館了。
德國之聲：使館官員第一時間的態度如何？有提供什麼協助方案嗎？
林培瑞：
新聞處長Mckinney Russell跟另一位外交官接待我們，到使館裡面開始談。方勵之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美方）能不能保密，因為他不想住在使館。他說：「我們就躲兩天，看看外面是不是平息，平息了我們就回家去沒事。」可是外交官馬上就說：「保密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們進來的時候，我們服務員已經看見了。而且我們這個使館不是安全屋，很可能我們現在的談話已經被竊聽，所以保密沒辦法。」
期間，兩夫婦也跟兩位外交官討論申請簽證的問題，他們的兒子一直坐著聽。就在那時候，所謂Tank Man（坦克人）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就在那邊的電視上，第一次看見有人站在坦克前頭。
在大概3個多小時後，方勵之突然對我說：「咱們走吧，出去街上，不要留在使館。」因為他怕被共產黨作為宣傳。李淑嫻有點不以為然，可是她答應跟著方勵之。我們四個人傍晚上街，我把他們帶到一個外國人去的豪華旅館。因為我有同學是《華盛頓郵報》記者，他在那家旅館有個房間，並說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他的房號是400號。我跟他們先去吃飯，帶他們回旅館房間後，我又回到友誼賓館。
第二天，我打電話到旅館400號房間沒人接，我就不放心了。隔天也打，都沒人聽。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大概3天以後有個美聯社記者打電話找我，問我能不能確認方勵之跟李淑嫻進了美國使館避難的消息。我當然說不能確認，因為我帶他們進去又出來，現在在哪兒都不知道。其實那時候他們已經回去了。
德國之聲：他們怎麼再回到美國使館？美國政府為何決定接收方家？
林培瑞：
當天我離開他們的時候是晚上7、8點，原來晚上11點多，那兩個外交官之一坐車回來敲他們的400號房間，邀請他們成為老布希（George Bush）總統的客人回到使館，而且說「你需要留多久就留多久」。從鼓勵他們不要來，到歡迎他們來，美國政府的態度突然有很大變化。後來我們朋友寫了一本書叫做《About Faith》，研究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他說他打電報到華盛頓，老布希他們很害怕，因為有政治考慮--方勵之進了使館又放出來，要是發生什麼事情，那麼美國在政治上會很難看。所以美方趕緊把他抓回來，其實老布希不是因為支持民主，而是因為政治考慮。
反正他們回來使館了，但第四天他們的兒子受不了了。他出去了，回到他們的公寓，也沒有被找太多麻煩。但方勵之跟李淑嫻一直在使館內待了13個月。後來兩個政府有很多交涉，來來回回討論在哪些條件下放人。
方先生的幽默感非常好，他很幽默地描述這整件事。舉個例子，中國政府要求方勵之出去的時候，可以到美國但不能直接去，他必須先到第三國至少半年，而且希望是一個小島。這話傳到方勵之耳中，他想「挺好的，那我到英國去」。他在劍橋大學有好朋友，很容易就把他請來。
德國之聲：當時北京仍然風聲鶴唳，你考慮協助營救這位「通緝犯」時有顧慮嗎？甚麼原因促使你做這個決定？
林培瑞：
我當時沒有想到有什麼很大的危險。的確我們從香格里拉飯店到使館的兩個小時路上，頂多看見很多亂七八糟的情景，但沒看見過暴力。（使館）門前的兩個士兵也是懶散的躺在那邊，沒管我們。氣氛也非常怪，街上特別安靜，一般老百姓不出來。有一兩次我聽見有人大喊，雖然沒有看見，但聲音聽得出來，我估計他們是忍不住，見過屠殺而忍不住。
德國之聲：當時在北京的其他外國人對鎮壓有何反應和感受？
林培瑞：
使館區也偶爾有軍車過來，對著天空開機關槍，把其他外國使館的人給嚇走。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都很害怕、很受驚，並且盡快離開北京，氣氛特別可怕。6月5日晚上機場擠滿外國人，排隊要買票到香港或東京。到香港的飛機加了很多班次，一般外國人很害怕。六四時我不在天安門那邊，像我這種志願者，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在廣場上。
我在人民大學門前廣播站聽著各地學生的故事，很受感動。到北京來賣菜的農民推著推車，我看他們，他們看我，我們都沒有說話，可是我們有同樣的感覺。有三、四個非洲來的高大黑人學生，跟他們也是一樣。我的印象就是，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人的底線就出來了。不管你是哪裡來的，我們都是人，互相觀看。
德國之聲：作為來自外國的見證者，六四對你們這些異鄉人有何意義？
林培瑞：
我不能代表外國人，我是相當特殊的一個例子。我的感受跟這些受驚的中國人是差不多的。六四對我，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以後呢，不能離開這個事實。雖然我很多文章、著書和演講不一定都跟六四有關，可是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在當時就變得最清楚。所以我目前的寫作計劃，是跟崔衛平（前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現為獨立學者）合寫劉曉波傳記，這也是要抵制共產黨非人性和侵略性的作為。
德國之聲：你花了幾十年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對於平反六四，你是樂觀或悲觀？
林培瑞：
我長遠是樂觀的，因為我覺得人性比共產黨的勢力更強，早晚中國人的人性反應會出現。你看中國歷史上最暴力的朝代秦朝跟隋朝，這兩個都是短命的。共產黨的朝代我不覺得能夠長遠，所以長遠我是樂觀的。但短期內我是比較悲觀，因為習近平想要把中國社會完全改變。他成功的話，對人類不是好消息；但他不成功的話，短期內也是不好的消息。因為其他領導人把他打倒，中國會亂，這個過程不可能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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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研究講師，現任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