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要去救他們的時候，沒有考慮敏感的問題。我的態度是，他們是我的朋友，要求我幫忙，我不能跟他們說我不幫忙，也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生命危險。有時候年輕人說「你是英雄或勇氣很大」，我其實沒有感覺需要勇氣，這是個很自然的決定。
德國之聲：當時在北京的其他外國人對鎮壓有何反應和感受？
林培瑞：
使館區也偶爾有軍車過來，對著天空開機關槍，把其他外國使館的人給嚇走。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都很害怕、很受驚，並且盡快離開北京，氣氛特別可怕。6月5日晚上機場擠滿外國人，排隊要買票到香港或東京。到香港的飛機加了很多班次，一般外國人很害怕。六四時我不在天安門那邊，像我這種志願者，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在廣場上。
我在人民大學門前廣播站聽著各地學生的故事，很受感動。到北京來賣菜的農民推著推車，我看他們，他們看我，我們都沒有說話，可是我們有同樣的感覺。有三、四個非洲來的高大黑人學生，跟他們也是一樣。我的印象就是，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人的底線就出來了。不管你是哪裡來的，我們都是人，互相觀看。
德國之聲：作為來自外國的見證者，六四對你們這些異鄉人有何意義？
林培瑞：
我不能代表外國人，我是相當特殊的一個例子。我的感受跟這些受驚的中國人是差不多的。六四對我，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以後呢，不能離開這個事實。雖然我很多文章、著書和演講不一定都跟六四有關，可是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在當時就變得最清楚。所以我目前的寫作計劃，是跟崔衛平（前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現為獨立學者）合寫劉曉波傳記，這也是要抵制共產黨非人性和侵略性的作為。
德國之聲：你花了幾十年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對於平反六四，你是樂觀或悲觀？
林培瑞：
我長遠是樂觀的，因為我覺得人性比共產黨的勢力更強，早晚中國人的人性反應會出現。你看中國歷史上最暴力的朝代秦朝跟隋朝，這兩個都是短命的。共產黨的朝代我不覺得能夠長遠，所以長遠我是樂觀的。但短期內我是比較悲觀，因為習近平想要把中國社會完全改變。他成功的話，對人類不是好消息；但他不成功的話，短期內也是不好的消息。因為其他領導人把他打倒，中國會亂，這個過程不可能不亂。
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研究講師，現任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