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來都被帝國主義或其代理人欺壓的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矢言推動國家的現代化，當務之急是先從起草一整套，與西方現代文明法治可以接軌的民刑法法典開始。1935年初國府頒布了沿用至今的第二套刑法典，用12個條文規範外患罪，刑罰為要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所在多有，法制不可謂不森嚴周密。從法制史的角度上，這是甚麼原因，得要再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
1930年代中期的南京國民政府，不單背負如前所述民初以降，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種種屈辱。在918事件後，日軍鐵蹄在1932年成立了滿州國以後，就堅持熱河是滿洲國的領土，由錦州出發掠取熱河。1933年日滿勢力向關內擴張，圍繞長城一線發生數場戰役，與熱河戰役相連接。
由於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政策重點仍落在「安內」與戰爭準備階段，故採取了退讓態度，結局以雙方簽訂了塘沽協定暫息爭端。當時中國國內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緊接長城抗戰還發生了「察哈爾民眾抗日民眾同盟軍」的事件，中國統一反而加劇了日本侵略華北的腳步。
1933年，日本以熱河省地方官員表示歸附滿洲國為由，與滿洲國軍隊進軍熱河，省長湯玉麟不戰而逃；之後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各隘口與熱河，國民政府派遣重兵在長城沿線各要地關口如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羅文峪、界嶺口憑險固守並抵禦日軍，但最終由於軍備不良、戰力消耗殆盡、戰略位置喪失而撤退。
之後中華民國成立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由黃郛與何應欽與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劃定冀東22縣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得進入，而日軍退回長城以北。此冀東22縣區域內由娶了日本老婆的北洋政府財政部前官員，也是後來在台灣有過政治角色的大陸工程公司總裁殷琪的叔公，漢奸殷汝耕後來組織的冀東防共政府統治，實際上是聽命日本天津駐屯軍的魁儡政權。
但實際上日軍以「監察中國軍隊」的名義留下了駐軍，對華北改鯨吞為蠶食。在中方的隱忍退讓之下，直到1935年12月，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日本勢力逐漸進入了華北。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在不戰棄東北之後，1930年代的前期又面對一個更大的恐懼，很可能即將失去華北。除了當地日寇武裝的威脅外，還有一個已經公開投日的真漢奸殷汝耕與偽組織冀東防共政府，加上一個居心叵測在華北，與南京國府貌合神離的準漢奸宋哲元，與其隨時可能公開投日的軍政勢力。
因為宋哲元與其高級幹部，乃至於殷汝耕等人在華北與日軍的勾搭都是半公開的，國府不可能都不知道。故1935年元旦頒布的刑法就有了第113條的應經政府允許之事項，未受允許，私與外國政府或其他派遣之人為約定者，這是指殷汝耕。與第 114 條受政府之委任，處理對於外國政府之事務，而違背其委任，這在說宋哲元，兩條文都是在當年指向性非常明確的因事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