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7日三讀通過刑法修正案，過去因為《憲法》並非把中國地區視為外國，即便共諜案件頻傳，仍無法以內亂罪或外患罪懲罰。這次刑法修正案中，新增115-1條，將中國、港、澳、境外敵對勢力適用外患罪章，未來洩密給中國，可處3年至10有期徒刑，若在戰時洩漏最重可判死刑。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原本提案經初審通過，參考《陸海空軍刑法》，將《刑法》外患增列敵人構成要件，並明定「與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之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也就是納入中國。不過民進黨團在院會提出修正動議，改為增訂《刑法》第115條之1，明定「外患罪章」規範之罪適用地區或對象，新增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並修正第113條，明定應經政府授權之事項，未經授權，私與外國政府或其派遣之人為約定，提高為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足以損害於中華民國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解嚴後其實司法實務上已經很少動用於起訴審判的刑法內亂外患罪章，在本土政權感覺自己受到嚴重威脅的此刻，又悄悄復活。本次提案修正立委王定宇表示，過去數十年來《刑法》無法有效處理共諜案問題，這次修法是修補法令不足，保護台灣2千3百萬人生存。王定宇並且指出，過去因為《憲法》並非把中國大陸地區視為外國，共諜案件無法以《刑法》外患罪處理，甚至像柯政盛、許乃權等叛國退將，還能領到高額退俸，因此提案修法。
外患罪章上一次的變動，就是北伐成功後國府1935年第二次新刑法公布後，
計有刑法103-115條的規範。今年以來特別引起社會爭議的要件行為，主要是指
第113條的應經政府允許之事項，未受允許，私與外國政府或其他派遣之人為約定者，與第 114 條受政府之委任，處理對於外國政府之事務，而違背其委任，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者，兩者都要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兩條叛國重罪現在所涉及的行為，前者是指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赴港時造訪中聯辦，談出了一批農產採購契約後，引發的賣台爭議。後者涉及親民黨主席前總統府資政宋楚瑜四月中旬率團訪陸，赴粵港澳等地參訪。「新華社」先前報導宋楚瑜在深圳接受專訪，稱宋指出，他認同「一中」，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也表示「只要坐下來談，沒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陸委會則表示，台灣不接受「一國兩制」是朝野共識，政治人物應忠實傳達民意，並籲親民黨「還原事實」。宋楚瑜因為被認為與小英總統關係良好，此行往訪被綠營認為可能有受政府之委任，處理對於外國政府之事務。現在宋居然不思回報，在陸媒發表此種言論，而顯然違背其委任，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者，罪證確鑿。宋楚瑜最後辭去資政，使事件暫時平息。民進黨與時代力量則繼續追殺韓國瑜，恐怕會到2020。
現行刑法113-114條所論之罪其實並不涉及武裝通敵叛亂，為甚麼法定本刑要判這麼重呢？這要從一段塵封已久血淚所凝的往事記憶開始說起，今年適逢五四運動百周年，而在民國初年的五月其實是一個不祥的月份，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歷次重大國恥多發生於5月，真是歷史的巧合。
1915年5月9日，中華民國第1任大總統袁世凱經過與日本長達105天艱困的談判和周旋之後，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其中第一至四號的十二條內容之事件。後來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各學校每年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舉行紀念，藉此警勵國人毋忘此日，誓雪國恥，這一天被民眾稱為「國恥日」。
五四運動涉及一戰後的山東問題，抗議的民眾與學生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激憤口號。巴黎和會中日本取得原來德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盤與權益，這跟日俄戰爭日本戰勝後，於1906年普茲茅茲和約中取得旅大與南滿鐵路等，本來是中國利權的經過，基本上如出一轍。但1919年時的中國已經在政治上徹底學習西方，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結果還是這樣被宰割，這當然使中國人民異常憤怒。
在追求現代化飽受挫折之餘，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開始劇烈轉變，要找出一條既學習西方現代化，又能反對帝國主義的新路。原本在新文化運動帶頭喊出，要找來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北大文科學長，約略相當現在台大文學院院長的陳獨秀，就是這個思想轉向的好範例。短短兩年後就是這個文學專業在小學訓詁的安徽人陳獨秀，就改成相信只有馬先生與列先生才能救中國。於是他就與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等數十人聯絡，在1921年共同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這也就是現在中共黨史一開始就會提到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
到了國民政府誓師北伐的前一年，即1925年2月，上海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八廠發現一童工屍體，胸部曾受重擊；工人相信為日籍管理人員用鐵棍毆打致死，於是全體罷工。4月19日青島日商大康紗廠4000餘名工人為爭取組工會權利、增加工資，舉行大罷工，成立罷工委員會，罷工進一步開始擴散且有組織化。於是內外棉等其他日商工廠工人積極響應，形成全市日商紗廠工人聯合大罷工。
5月，上海棉紗業勞資雙方對立事態持續惡化，因內外棉第八廠再開除數十名工人。於是八名工人代表於15日再向內外棉資方交涉，內外棉第七廠的日籍資方人員與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工人顧正紅發生爭執，衝突下日籍資方人員開槍當場打死了顧正紅，另有七人受傷。工人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求助，亦被逮捕。
28日，國共合作下的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決定藉此機會，發動學生和工人在30日到上海公共租界內舉行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當日數千名工人、學生、群眾到上海公共租界各條馬路組織大示威遊行，抗議內外棉資方無理槍殺顧正紅，要求釋放因聲援工人罷工而被捕的學生，反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量學生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內最繁華的南京路，跟警方發生衝突，有十多人受傷，其中有100多人被捕、關押在老閘捕房。到下午3時約有上萬群眾湧到老閘捕房門前進行交涉。於是英國籍捕頭下令向群眾開槍，打死13人，打傷40多人，逮捕49人。工部局宣布戒嚴，租界內的大學被封閉。是為「五卅慘案」，但仇恨與殺戮並沒有停在這裡為止，死神與怒火開始從上海走向全國。
6月21日，為聲援上海的罷工工人，香港、廣東工人也進行罷工，紛紛離職返回故鄉，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持續到北伐開始後的「省港大罷工」。因為清潔工人罷工不收垃圾，英治下的香港開始變成「臭港」。碼頭工人也開始罷工，航運命脈所繫的香港更逐漸變為「死港」。當時港督司徒拔起初對卑賤華民的罷工堅不退讓，並電請倫敦派軍艦增援香港，協助港府鎮壓。隨即遭到在一戰中早已元氣大傷的英國政府回電訓斥，「你以為現在還是19世紀嗎？」並責成他和平解決此事。罷工雙方的天秤開始轉變，香港工人與愛國民眾開始領略，團結就是力量。
6月23日10多萬民眾、學生、以及黃埔軍校的師生在廣州舉行集會，要求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後並遊行到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當天下午當遊行隊伍行經沙基西橋口時，在事後各執一詞攻訐對方的情況下，雙方發生具體原因不明的衝突。租界內的英法軍士兵聽到槍聲後，從沙面向遊行群眾以機槍掃射，駐紮在白鵝潭的英國軍艦同時向北岸開炮。
此時遊行隊伍毫無防備，四散躲避，當場死亡五十多人，死者中最高階軍官包括東征軍一團三營營長，共產黨員曹石泉。黃埔軍校政治部周恩來僅以身免，身邊的衛士都被打死。一百多人重傷，輕傷者不計其數。之後重傷者又有數人死亡，至10月國府為六二三沙基烈士舉行國葬儀式時，出殯人數為61人。死者中包括有13歲少年1人，民眾30多人以及黃埔軍校師生27人。
黃埔軍校師生的鮮血並沒有白流，全國人民在這一天後都知道了，在校歌中所高唱的「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眾，齊攜手向前進」，真的並不是只是形容詞而已。在民族主義在全中國範圍的推波助瀾下，黃埔師生是真的會用自己的血肉，與受壓迫民眾鋪就一條血路共同前進的。
1926年中，揹著帝國主義所欠下的血海深仇，兩廣的國民革命軍帶著刻骨銘心的仇恨開始北伐，在以上歷史背景下受到全國民眾擁護。先前在國內外都曾經飽受挫折的廣東國府，如今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在「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的歌聲中，進展的異常順利。一度不可一世的孫傳芳與吳佩孚集團都被摧枯拉朽般，很快遭到北伐軍的掃蕩了。殘存軍閥實力最為強大的奉軍統帥張作霖，在退回關外繼續負隅頑抗的鐵路上，被日本激進軍人除掉了。這是日軍歷史上犯下的第一個大錯，是導致大日本帝國最後滅亡的開始。
因為東三省的新領袖張學良雖年輕，並不如日本人想像中軟弱可欺。張學良的內心深處就像每一個渴望國家強大的中國人一樣，也完全被前述的民族主義所浸潤，而現在國仇之外還有家恨。1928年底，東三省宣布更易旗幟為青天白日滿地紅，自民國18年元旦起歸順國府，中國在清朝滅亡後正式在形式上復歸一統。
在多年來都被帝國主義或其代理人欺壓的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矢言推動國家的現代化，當務之急是先從起草一整套，與西方現代文明法治可以接軌的民刑法法典開始。1935年初國府頒布了沿用至今的第二套刑法典，用12個條文規範外患罪，刑罰為要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所在多有，法制不可謂不森嚴周密。從法制史的角度上，這是甚麼原因，得要再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
1930年代中期的南京國民政府，不單背負如前所述民初以降，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種種屈辱。在918事件後，日軍鐵蹄在1932年成立了滿州國以後，就堅持熱河是滿洲國的領土，由錦州出發掠取熱河。1933年日滿勢力向關內擴張，圍繞長城一線發生數場戰役，與熱河戰役相連接。
由於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政策重點仍落在「安內」與戰爭準備階段，故採取了退讓態度，結局以雙方簽訂了塘沽協定暫息爭端。當時中國國內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緊接長城抗戰還發生了「察哈爾民眾抗日民眾同盟軍」的事件，中國統一反而加劇了日本侵略華北的腳步。
1933年，日本以熱河省地方官員表示歸附滿洲國為由，與滿洲國軍隊進軍熱河，省長湯玉麟不戰而逃；之後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各隘口與熱河，國民政府派遣重兵在長城沿線各要地關口如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羅文峪、界嶺口憑險固守並抵禦日軍，但最終由於軍備不良、戰力消耗殆盡、戰略位置喪失而撤退。
之後中華民國成立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由黃郛與何應欽與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劃定冀東22縣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得進入，而日軍退回長城以北。此冀東22縣區域內由娶了日本老婆的北洋政府財政部前官員，也是後來在台灣有過政治角色的大陸工程公司總裁殷琪的叔公，漢奸殷汝耕後來組織的冀東防共政府統治，實際上是聽命日本天津駐屯軍的魁儡政權。
但實際上日軍以「監察中國軍隊」的名義留下了駐軍，對華北改鯨吞為蠶食。在中方的隱忍退讓之下，直到1935年12月，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日本勢力逐漸進入了華北。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在不戰棄東北之後，1930年代的前期又面對一個更大的恐懼，很可能即將失去華北。除了當地日寇武裝的威脅外，還有一個已經公開投日的真漢奸殷汝耕與偽組織冀東防共政府，加上一個居心叵測在華北，與南京國府貌合神離的準漢奸宋哲元，與其隨時可能公開投日的軍政勢力。
因為宋哲元與其高級幹部，乃至於殷汝耕等人在華北與日軍的勾搭都是半公開的，國府不可能都不知道。故1935年元旦頒布的刑法就有了第113條的應經政府允許之事項，未受允許，私與外國政府或其他派遣之人為約定者，這是指殷汝耕。與第 114 條受政府之委任，處理對於外國政府之事務，而違背其委任，這在說宋哲元，兩條文都是在當年指向性非常明確的因事立法。
儘管刑法上已經有這樣的條文，直到抗戰勝利前軍力窳弱的國府，當然都無法以相關罪章拿辦漢奸，但其宣示何人為國家叛逆的國內政治意義仍然相當重大。而後盧溝橋事變一爆發，全面抗戰一打響，這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就立即面臨瓦解危機。其下屬通州保安隊的官兵，從沒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眼看機會到來，遂於1937年7月底反正，轉向攻擊當地日軍與自己原來的上司，已經被全國人民視為敵偽漢奸政權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日軍眼皮底下，當場殺死日本軍民兩百多人，一度還逮捕了殷汝耕等人，史稱通州事變。
至於宋哲元與其高級幹部，在華北與日本周旋多年後，冀察政務委員會從未真的公開降日，所有成員的餘生都在努力證明自己不是漢奸。在1940年棗宜會戰中，曾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長與北平市長，而被媒體一度凡提及必稱「張逆自忠」，時任33集團軍總司令的張自忠上將，這個台灣4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的英烈千秋，就是好例子。當時他在湖北宜城南瓜店被日軍包圍遇險，張自忠拒絕了下屬突圍撤退的建議。堅持率所屬抵抗到最後身中6彈，據此戰生還者口述，在彌留之際，張自忠還喃喃說道:「我這樣死，對國家，對長官，對人民，良心平安」後，傷重殉國。揆諸青史上的斑斑血淚，誰能說這區區兩個條文後來沒有發生巨大的威力呢？
目前我國對於相關的法規管控其實已經有政出多門的現象，現在計有國家情報工作法、陸海空軍刑法、普通內亂外患瀆職罪、國家安全法與國家機密保護法，未來檢討相關法制體系適用的順序，也是當務之急。只是外患罪要增列入誰是敵人固然容易，但必然促成雙方對峙上的惡意螺旋不斷上升。如果按照過去歷史教訓看來，這恐怕是對國內外釋放將要準備全面戰爭的信號，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台灣人民現在真的已經做好這種臨戰準備了嗎？還有兩百多天左右的時間，姑且拭目以待吧？
＊作者為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