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存在過一些像林昭一樣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服務中心，曾經查到過大約幾十個像林昭那樣倒下的英靈。當然，我在看到他們事蹟時候，也是熱淚盈眶的。然而，反顧我自己，即使當年我有了那樣清醒的認識，也很可能做不到這樣的勇敢。
從上世紀50年代的思想改造開始，高級知識份子中，就沒有幾個站出來抗爭的。如果非要說有所謂的抵抗的話，無非就是自殺。即使是馬寅初這樣的人，被鬥得七葷八素，最終還是得低頭。當年的大右派，又有幾個沒有低頭認罪呢？他們昔日的朋友，又有幾個不站出來批判他們的呢？沒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經算是品質優良的了。
在那個時代，能夠站出來，大聲說不的人，實在太少了。連梁漱溟這樣的人，最後也做了檢討。自己做勇士，也許不難，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衣食無著，甚至身陷囹圄，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
當年蘇聯肅反的時候，那些反布爾什維克分子，那些高級知識份子們，儘管個個都是被冤枉的，最後還不是個個都公開認罪，在外國記者面前，表現出不可思議的真誠。背後的原因，還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軀，自己受罪也就罷了，當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也跟著遭殃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真正可以做到鐵石心腸。
說一點自己的經歷，在文革後期，我僅僅是在私下裡非議了幾句文革，就被人告發，被整得半死。當我意識到因為我的緣故，在文革中被整過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鬥的時候，我真的後悔了，後悔不該說這樣反動的話。其實，在挨批判的時候，面對台下憤怒的同學和老師，聽著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聲的時候，神經就已經快崩潰了。當時還不到17歲的我，哪裡敢堅信我是對的，這麼多人都是錯的呢？我相信，多數經歷這樣批鬥的人們，即使當時已經是知識份子，面對民眾憤怒的聲討，也都難以神經大條地鎮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確的。
當整個社會都被動員起來，以人民的名義討伐異類的時候，要求知識份子履行抗爭的義務，其實根本不現實。不是說當年那些敢於面對特務手槍的人，都一夜之間換了一個人了，而是形勢變了，形勢比人強，比任何人都強。
林昭那樣的人，在當時，其實起不到什麼作用。她們的抗爭和她們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樣，消失得連一條微細的波紋都看不見。當年的中國，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們的存在。她們的價值，也只有那種高壓消退後的今天，才會體現出來。林昭們的思想史意義，是作為今天的思想資源而存在的，而非當年的。
所以，要求錢鍾書和楊絳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在文革的時候站出來，顯然是一種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實上，如果他們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此後就永遠站不出來了。
文革的時候，我也曾站在批鬥會的下面，臺上鬥的是我的老師，積極批鬥的，不僅有高年級的學生，還有被批鬥者的同事。那個時候，能夠僅僅站在台下喊口號，不沖上臺去打被批鬥者耳光的人，就已經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說，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知識份子，只有順從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時候，所謂的知識份子，還像古羅馬時一樣，被扔在角鬥場裡讓你跟野獸和自己的同類決鬥，供看客們取樂。正如角鬥場裡的奴隸都會拼死搏鬥一樣，當年的臭老九們，也是會鬥的。我從沒聽說過，有哪個人曾經譴責過當年的奴隸，責備他們為何不跳出角鬥場，跟看客們廝殺。
我不知道，徐賁先生在國內生活的經歷如何，至少，這篇文字，說得太輕巧了。其實，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我輩，如果也算是知識份子的話，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份子勇敢。
（張鳴，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此文原刊騰訊大家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