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一脈相承，徐賁在文章中提倡的是一種「希望」，即希望中國有一種「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則」，他沒有說別人非要這麼做不可，但他希望有儘量多的人這麼做。徐賁在文中說：「你也可以把說公道話當作你的義務。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義務，這個義務對大多數人沒有約束力。」
既然徐賁說這個義務「沒有約束力」，張鳴先生盡可以不「勇敢」。如果張鳴先生仍然反感這種觀點，可以去追根溯源，去質疑梁啟超與康得，以及中外大量提倡知識份子責任的思想家，不必只在乎徐賁這種理念的傳承者。
不知張鳴先生可否觀察到，海外的作家學人，包括昔日高調抗爭的流亡者劉再復和北島，他們也回國出書發表文章，但沒有一個還敢就中國的公共問題置喙。
現在的事實是，大洋外的學人也少有張鳴所說的「勇敢」。為了各種利益，有些海外學者（包括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公共問題噤若寒蟬，選擇沉默妥協，有的甚至幫中國政府月臺。即使是敢言的海外寫作者如我本人，因敢言付出了代價，也由於自己的學識不足缺乏影響力。而徐賁不但敢言，而且學理深厚，言說精彩，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因為同樣在海外言說中國問題，筆者為張鳴先生的指責心有戚戚。徐賁是忠厚書生，他只知道引經據典，按照他一貫的學術專業邏輯去談知識份子沉默的問題，而不知道他的話如何惹惱了張鳴這樣的大陸學人。
筆者只希望希望張鳴先生就事說事，不要逸出旁支，去指責徐賁「大洋彼岸」的身份，談什麼「奴隸」與「看客」。無論中國還是海外，有些價值觀是普世的，對知識份子責任的論述也是東西方的共識。中國的梁啟超會與歐洲的康得有相同的觀點，可見人在大洋哪一邊並不太重要。
當然，我們海外論者因為有言論自由，沒有現實的威脅，應該更勇敢一點。也由於在海外吸收多種文化，海外學人應該給中國提供更豐富的資訊與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像徐賁先生這樣的優秀的海外攻玉者，在我看來至今還是獨一無二。希望國內的朋友珍惜，不要讓還願意關注中國問題的海外學人從此被迫閉嘴。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
附張鳴原文《徐賁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
自己做勇士，也許不難，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衣食無著，甚至身陷囹圄，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
看過徐賁先生很多文章，說實話，欽佩得很。但是，看到這篇《沉默是知識份子的「權利」嗎？》，卻如鯁在喉，覺得不得不出來唱點反調了。
我是一個土鼈，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我也同意，作為知識份子，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但是，如果人世間真的有所謂完全的義務和不完全的義務的話，人們在行使後者的義務的時候，也一定會存在一些條件。人沒有生活在真空裡的，在某些環境裡，這樣的條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