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中共官方如此表彰陳忠實，至今還有左派人士稱陳忠實為「反共作家」，指責陳忠實那一代作家「真真切切地顛覆了共產黨的歷史以及植根於這段歷史的價值觀。」長期以來，左派們所扣的上綱上線的政治大帽子，該書曾被廣電部列為影視禁拍作品的麻煩，都令陳忠實氣惱鬱悶。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甚至產生了恐懼心理。
在八十年代中期短暫的政治豔陽天裡，陳忠實開始構思《白鹿原》。當時思想解放的作家，如饑似渴地吸收新的寫作手法，大膽反思歷史，調動多種文化資源。這部小說可以歸於的「新歷史小說」、「尋根文學」一類，具有鮮明的反叛性與冒險精神。
然而，當陳忠實面壁六年，終於在1991年末寫完全部書稿，時勢遽變。「六四慘案」震撼了世界，也窒息了一些自由寫作的中國作家，打斷了他們的脊樑骨。審時度勢，心懷恐懼的陳忠實不敢把已完稿的《白鹿原》拿出來，他甚至和妻子說，準備不做作家去養雞。直到1992年的一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傳來，陳忠實預料形勢將會寬鬆一點，才敢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信，並要求出版社派文學觀念比較新的編輯前去取稿。
從反叛到屈服，這對具有傳統風骨氣節的士人和現代獨立知識份子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但陳忠實既不是士人，也不是獨立知識份子，他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鄉村幹部。文革時上五七幹校，他的背包裡只有兩本書，一本《毛選》，另一本是柳青的《創業史》。未曾吸收過更為豐沛廣博的文學源流，又缺乏堅定的自由主義理念支持，陳忠實很容易就放棄自我的獨立精神，隨波逐流，回歸毛時代的意識形態。
從現實功利角度來看，陳忠實也不能不妥協。中國文壇一直就有科舉文化後遺症，古代文人以一篇文章中舉，由此獲得高官厚祿，現代文壇也有「一本書主義」。在海外自由社會，只有一本書的作家往往難以靠寫作養活自己，但在中國，寫出一本好書就如同中舉，能使人登上文壇高位。
並不把文學當作自身的信念與生命狀態，深知「向陽花木易為春」，陳忠實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政治表態和聲明，化解了他與中共之間的心結。《白鹿原》大紅大紫，巨大的銷量，使長期生活清貧的陳忠實躋身於「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
在離開人間時，功成名就的陳忠實是否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呢？我們不得而知。但這裡有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在回歸鮮紅黨旗的二十餘年中，陳忠實不敢再觸碰敏感的寫作題材，精神上自我閹割了，創作力也因此喪失，他再也沒能拿出優秀作品來。
謹以此文悼念陳忠實先生！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爭鳴》雜誌，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