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來鴻:鮮紅的黨旗與《白鹿原》

2016-06-03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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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忠實。(新華網)

陳忠實。(新華網)

在鮮花環繞之中,遺體上覆蓋著鐮刀斧頭的鮮紅黨旗,陝西著名作家陳忠實先生,其葬禮可以說是備極哀榮。除了鋪天蓋地的讚譽之聲,各路名流的弔唁致敬,還有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贈送花圈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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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與這個熱鬧場面不太協調的是,靈棺裡的陳忠實頭下枕著一部《白鹿原》。這是一部當代罕見的優秀小說,它所展現的歷史真實與政治傾向,與中共鐮刀斧頭式的紅色意識形態格格不入。

這似乎是一個有點滑稽的玩笑。思考這個矛盾的現象,我們需要認識近三十年來中國文學的進步與倒退,瞭解在中共禁錮思想的專制制度下,身為作家的陳忠實,曾經有過多麼不同凡響的思想反叛和與文學追求,又曾怎樣無奈地向權力屈服妥協,在精神上閹割自己後名利雙收。

習近平輓陳忠實。(中新社)
習近平輓陳忠實。(中新社)

小說政治傾向與中共針鋒相對

早在1992年《白鹿原》出版之初,該書貶低、否定中共的政治傾向性,就被某些黨性強的文壇領導人發現了,陳忠實獲茅盾文學獎的事情因此受阻。當時,批評者指控《白鹿原》有「傾向性問題」,說作者歪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美化了地主階級,醜化了共產黨人,有意模糊政治鬥爭應有的界限。

這些嚴厲的政治指控,由於當時在文壇享有話語權的評論家陳涌出面說話,而得以緩解。在陳湧確認該書不存在「歷史傾向問題」之後,作者遵囑對該書做了刪改。1997年底,《白鹿原》修訂本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僥倖逃過一場政治追究,這本筆力凝重的傑作得以存活了下來。但凡是認真閱讀過此書的讀者,都不能不承認:那些指控《白鹿原》有政治傾向問題的左派黨棍是對的,他們以特有的黨性敏感,指出了小說的真相。

而《白鹿原》一書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扛鼎之作」,其全部奧秘恰恰在於此:出於文學良知,作家拒絕為中國共產黨唱讚歌。相反,小說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中,完全顛覆了共產黨文學的話語體系,以赤裸裸的歷史真實,對非人性的中共進行了貶斥與否定。

(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

首先,小說把在五十年代遭中共殘酷鎮壓的地主,描繪成代表民族優秀傳統的好人。白嘉軒是《白鹿原》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他堅守「耕讀傳家」的古訓,繼承了父親的族長地位,關心族人的日常生活與生死存亡。儘管白嘉軒有一些舊宗法家族制度的保守意識,但他以「仁義」真誠待人,廣施善舉。在長期醜化地主的中國革命文學裡,此書塑造了一個受人敬仰的正面的地主形象。

其次,小說揭露了中共革命如何無情地吞噬自己的兒女。書中的一個令人唏噓不已的關鍵人物,是白嘉軒的女兒白靈。年輕而真誠的白靈在加入共產黨後出生入死,結果卻在革命根據地遇上紅色恐怖,被冤枉為「特務」給生生活埋了。

再次,通過紛繁複雜的歷史敘述,這部小說表達出的作者的政治態度與歷史觀,幾乎都是與中共的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例如,階級鬥爭是中共的基本理論綱領,但在《白鹿原》中,民國時鄉村的階級並非勢不兩立,白家唯一的長工鹿三,與地主白嘉軒的關係就相處得十分和諧,令人感動。

中共一貫反儒,曾把儒家當作「四舊」來鎮壓,而陳忠實的「仁義白鹿原」卻真誠讚美儒家文化和傳統的「仁義道德」。書中也真實描寫農民革命的暴力與非理性,是如何殘忍地剝奪人的生命與尊嚴。

又如,中共總是宣稱自己打敗了蔣匪幫,是中國的大救星,而小說卻借白鹿書院的朱先生發表精闢高論,把白鹿原比作一隻翻燒餅、攤煎餅的鏊子。國共兩黨血腥的政治鬥爭,在小說中的人物看來,只不過是以百姓為芻狗、導致民不聊生的「翻烙餅」而已。

陳忠實的《白鹿原》是扛鼎之作。
陳忠實的《白鹿原》是扛鼎之作。

小說裡的國民黨員有壞人,也有如鹿兆海、嶽維山一類的正人君子。而共產黨方面卻很諷刺,他們的優秀人物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能夠活下來並青雲直上的共產黨人,是白孝文那類踩著別人屍骨往上爬的墮落分子。

現實主義寫作違背作家本人立場

上述基於小說文本分析出來的政治傾向,陳忠實本人是不會承認的。不但不會承認,老先生如活著,還會高調地宣佈,他本人的傾向性與筆者所指出的「貶共」傾向完全相反。

1993年12月《白鹿原》出版不久、尚未獲獎之時,陳忠實就發表了〈毛澤東代表著一切普通中國人的獨立人格〉一文,熱烈讚頌毛澤東的崇高人格、思想、智慧以及其創立的偉業。2012年在接受中國官媒採訪時,陳忠實又一再強調:「我的《白鹿原》裡是極力歌頌共產黨的。」

如果聯繫到陳忠實本人的中共黨員身份,回顧他長期在農村做基層幹部的生活經歷,我們可以想像,陳忠實「擁共」的自我表白雖有隱情與某種目的,但卻不完全是假話。那麼,一個持擁共立場的作家怎麼會寫出明顯貶共的作品來呢?

這種看似奇怪的現象,其實並不奇怪。在西方文學史上上,這種現象被理論家定義為「現實主義對意識形態、對政治觀點的勝利」。作家們雖然都會有自己的階級立場與政治觀點,但一旦他們秉承現實主義寫作方法,真實地觀察與描寫歷史與現實,那麼,其作品傾向就可能走向本人政治立場的反面。

恩格斯在談巴爾扎克的創作時說:巴爾扎克的同情心雖然是在貴族一邊,但在作品中卻毫不掩飾地讚美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英雄們。以此為證,恩格斯指出:「現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

而陳忠實的《白鹿原》屬於經典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拜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賜,陳世忠一度擺脫了中共極左的「革命現實主義」桎梏,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他運用了一種具有現代性的現實主義手法,全景式展現渭河平原五十年的滄桑變遷,寫出了一部中國人的心靈苦難史。

談到醞釀構思《白鹿原》的過程,陳忠實說自己「查閱縣誌黨史文史資料,在西安郊縣做社會調查,研讀有關關中歷史的書籍」。儘管小說是虛構的,但其中的很多場景與細節,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出處。例如,有些小說情節是以關中、西安的歷史事件為背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被稱為「白鹿精魂」的高尚人物,都有其現實的生活原型。例如,堅持儒家文化、處處與人為善的朱先生,其原型是清末舉人、關中大儒牛兆濂。被中共活埋的白靈姑娘,其悲劇取材於革命烈士張靜雯的遭遇。書中治病救人的冷先生,其醫生形象來自《藍田縣誌》。

為獲獎自我閹割,高調頌毛

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曾因一部《靜靜的頓河》成為蘇共高官,陳忠實也同樣因為一部《白鹿原》,一躍成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兩人都出身于農民家庭,受過苦,都曾在共產黨的基層任職。

有國內評論家說:「《白鹿原》是從《靜靜的頓河》這棵大樹上搖落的一粒種子。」陳忠實之所以能一度擺脫紅色文藝之窠臼,與《靜靜的頓河》對他的深巨影響有關。他的《白鹿原》學習《靜靜的頓河》,以客觀求真的態度,揭露共產黨的血腥與醜陋。兩部作品都同樣遭受過政治審查與批評。

《靜靜的頓河》書 (左)與電影劇照。
《靜靜的頓河》書 (左)與電影劇照。

不同的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肖洛霍夫後來為蘇共的高壓政策辯護,招致作家們的憎惡,而陳忠實成名當官之後,據說還保持了某種農民的樸實和謙虛。但是,從《白鹿原》出版後他的一系列表現來看,這位農民作家在精神上迅速地萎靡下去了,一蹶不振。這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為了獲獎,陳忠實修改了《白鹿原》,對作品實行自我審查。茅盾文學獎是中國長篇小說獎的最高榮譽之一。1997年,該獎評委在評議《白鹿原》時出現分歧。陳忠實接受了要他修改的建議,刪改了兩三千字,其中包括一些政治敘述,例如關於政治鬥爭「翻鏊子」的評論,還淡化一些性描寫。

拿一本不明不白的修改版去獲獎,陳忠實因此受到一些嚴肅評論家的批評,被指責為「迎合評委」,「對讀者的背叛」,「向政治與功利的一次可恥的妥協」。

第二,自《白鹿原》出版後,陳忠實急於澄清自己的政治傾向,他轉而高調地讚頌毛澤東,並聲稱自己的作品是「極力歌頌共產黨的」。

第三,此後二十年,陳忠實只是「寫寫散文,隨意寫作」,不敢再以小說「妄議」中國政治歷史。即使他曾醞釀過一部描寫當下鄉村生活長篇小說,也一直沒有動筆。

陳忠實修改作品《白鹿原》之後,獲得茅盾文學獎。
陳忠實修改作品《白鹿原》之後,獲得茅盾文學獎。

政治恐懼與科舉文化後遺症

至今還有一些文壇批評家不能原諒陳忠實的刪書行為,視他為「軟骨頭」。但我們可以用史學家陳寅恪的「同情之瞭解」的態度,設身處地體察對方,把陳忠實的「軟骨頭現象」放到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中去看。

即使中共官方如此表彰陳忠實,至今還有左派人士稱陳忠實為「反共作家」,指責陳忠實那一代作家「真真切切地顛覆了共產黨的歷史以及植根於這段歷史的價值觀。」長期以來,左派們所扣的上綱上線的政治大帽子,該書曾被廣電部列為影視禁拍作品的麻煩,都令陳忠實氣惱鬱悶。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甚至產生了恐懼心理。

在八十年代中期短暫的政治豔陽天裡,陳忠實開始構思《白鹿原》。當時思想解放的作家,如饑似渴地吸收新的寫作手法,大膽反思歷史,調動多種文化資源。這部小說可以歸於的「新歷史小說」、「尋根文學」一類,具有鮮明的反叛性與冒險精神。

然而,當陳忠實面壁六年,終於在1991年末寫完全部書稿,時勢遽變。「六四慘案」震撼了世界,也窒息了一些自由寫作的中國作家,打斷了他們的脊樑骨。審時度勢,心懷恐懼的陳忠實不敢把已完稿的《白鹿原》拿出來,他甚至和妻子說,準備不做作家去養雞。直到1992年的一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傳來,陳忠實預料形勢將會寬鬆一點,才敢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信,並要求出版社派文學觀念比較新的編輯前去取稿。

從反叛到屈服,這對具有傳統風骨氣節的士人和現代獨立知識份子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但陳忠實既不是士人,也不是獨立知識份子,他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鄉村幹部。文革時上五七幹校,他的背包裡只有兩本書,一本《毛選》,另一本是柳青的《創業史》。未曾吸收過更為豐沛廣博的文學源流,又缺乏堅定的自由主義理念支持,陳忠實很容易就放棄自我的獨立精神,隨波逐流,回歸毛時代的意識形態。

手持雪茄是陳忠實招牌姿勢。(新華網)
手持雪茄是陳忠實招牌姿勢。(新華網)

從現實功利角度來看,陳忠實也不能不妥協。中國文壇一直就有科舉文化後遺症,古代文人以一篇文章中舉,由此獲得高官厚祿,現代文壇也有「一本書主義」。在海外自由社會,只有一本書的作家往往難以靠寫作養活自己,但在中國,寫出一本好書就如同中舉,能使人登上文壇高位。

並不把文學當作自身的信念與生命狀態,深知「向陽花木易為春」,陳忠實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政治表態和聲明,化解了他與中共之間的心結。《白鹿原》大紅大紫,巨大的銷量,使長期生活清貧的陳忠實躋身於「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

在離開人間時,功成名就的陳忠實是否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滿意呢?我們不得而知。但這裡有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在回歸鮮紅黨旗的二十餘年中,陳忠實不敢再觸碰敏感的寫作題材,精神上自我閹割了,創作力也因此喪失,他再也沒能拿出優秀作品來。

謹以此文悼念陳忠實先生!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爭鳴》雜誌,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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