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前的此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份當時被《紅旗雜誌》稱為「偉大的歷史文件」的通知，它主要的一段是：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通知》指稱黨內有資產階級，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批判學術權威。以此為標誌，一場打破人倫界限的血腥浩劫－「十年文革」正式開始。
《二月提綱》聲援吳晗 遭毛澤東批鬥掀起文革
毛澤東在推動人民公社、大躍進失敗、中國逾千萬人陷於飢荒死亡後，黨內威信遭到質疑批評。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在上海《文匯報》斥責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京劇《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為被打倒的彭德懷所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翻案，自此揭開文革政治鬥爭的序幕。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當時引發巨大震動，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成立「文化革命5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提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指稱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對待，反對將一切矛盾與爭議上升為政治因素與階級鬥爭。
抓住機會的毛澤東於1966年4月，以陳伯達、張春橋、江青、康生為成員，成立「文化革命文件小組」，起草《五一六通知》，嚴厲批判彭真與《二月提綱》，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最高指揮機關。
「造當權者的反」 紅衛兵野火燒遍中國
文革初期，中共黨政要員包括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內，以為是新一輪的「反右」行動。直到1966年8月，毛澤東喊出「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將矛頭對準批准通過《二月提綱》的劉少奇，指劉是黨內頭號走資派，文革炮火開始轉向地方黨組織的頭號人物們。
文革野火在紅衛兵的四處串連下席捲中國，毛澤東與林彪等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數十萬名紅衛兵揮手致意更成經典歷史畫面。「破四舊立四新」、「打倒走資派」、「造當權者的反」成為1300多萬紅衛兵共同的信仰，不少文物、建築、古蹟遭到破壞，師長、父母遭子女與學生「批鬥」。據統計，1966年8月，僅在北京就有1770多人被紅衛兵和其他人打死，包括教師、學生、工人和房主。
《五一六通知》裡有這麼一段，
「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别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絲毫不留餘地的階級鬥爭反映了毛澤東主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這份《通知》的通過與貫徹也標誌文化大革命從一場政治運動走向血腥革命。
中共曾在1981年6月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十年文革」為「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造成「嚴重災難的內亂」，並未反思或檢討毛澤東的責任，避談文革。
文革對於現今中國早不在關注的視野之內。中國作家馮驥才在《一百個人的十年》序中談到，「做為政治文革的一頁已然翻過去，再不復生；但做為一種精神文化－文革卻無形地潛入我們的血液裡。」文革始終在心靈作祟，卻沒有人意識到它源自於文革。如何讓籠罩在中國的文革幽靈不再重演，成為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外無法迴避的問題。 （相關報導： 文革半世紀》十年浩劫一分鐘懶人包看懂：什麼是文化大革命？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