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時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布爾什維克派（由列寧領導）透過此組織模式成功奪得政權；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進行聯俄容共（或稱聯俄聯共）後實行此模式，也在北伐與初期反共作戰中取得莫大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也透過此組織模式成功將中國國民黨蔣氏政權從中國大陸完全驅除，並實施起共產主義制度；民主進步黨則以其黨內現有最大派系新潮流系（又被稱之為民進黨「黨中之黨」）為代表，在民進黨草創初期便主張要建立剛性群眾政黨（被納入建黨初期之行動綱領），打造出「政黨、幹部、群眾」三者間之緊密聯繫關係 （並且其派系內部運作也遵照此模式）[3]。
新潮流系（或者說黨外雜誌編輯聯誼會，簡稱編聯會，新潮流系前身）早期主張群眾路線，並與康寧祥系（簡稱康系）議會路線衝突，最終爆發「雞兔同籠難題」。而後又與民進黨建黨後之泛美麗島系[4]（主要為張俊宏）爆發「民族主義」路線與「民主主義」路線之爭（要台獨還是要民主？，又被稱為「台獨基本教義派」與「台獨務實派」之爭）。而最後新潮流系也確實依靠上述組織模式成功奪得黨內最大及最強而有力派系之地位。
在深入了解到「剛性政黨」、「外造政黨」、「列寧式政黨」之實質內涵後，相信讀者們必定很好奇，此與林淑芬委員所提之民進黨「黨團戒嚴」有何邏輯關聯性？筆者在這裡必須要先將過往陳水扁政府時期，與現今的蔡英文政府時期做一個小小的憲政比較。經由比較此二個時期相信讀者們可以發現，在總統與立法院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如過去的陳水扁政府），在現實狀況下，由於總統不願意將自己獨大的行政權交付到立法院多數黨手中，形成憲政體系較無障礙及爭鬥之類內閣制運作模式。再加上藍綠兩大黨皆屬「剛性」、「外造」、「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架構，原來在國會裡民意代表之間對於法案、預算案、人事案的可協商空間，就會完全被各自的黨意（黨中央——主席、中常會、中執會／中央委員會、中評會）介入給抹煞了。如斯，台灣人民深惡痛絕之政黨惡鬥情形便就此發生。
而若總統與立法院多數同屬一個政黨（如現在的蔡英文政府），就往往會出現內閣由總統控制（超級大總統憲政體制），立法院多數黨之民意代表淪為行政院的政策護航部隊，黨意凌駕於民意之上（立院黨團在審查法案時下令其民意代表「甲級動員」通過法案，面對不聽話的委員就進行「黨紀處分」）的政黨與政府角色不分之「以黨領政」情況發生。
簡而言之，藍綠兩大黨對於執政後的政府決策，以及立法院黨團的投票意向，皆是以其黨中央中常會做為決策討論平台，加上兩大黨總統兼任黨主席及中常會主席的惡習，總統制下黨政分離，政黨做為單純選舉機器的制度被完全破壞殆盡。台灣政治人物們依靠憲法所提供的超級大總統制，以及其各自黨政不分的政黨政治文化，以美其名曰為「黨政同步」（Synchroniza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實則「黨政合一」的決策模式便這麼被沿用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