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段以不磨為磨的時間裡，我碰到的「瓶頸」，我喜歡自嘲是「後文青」或「文青後」，如果仔細追究起來，有種普遍性，也就是，我觀察到，現代詩在台灣，很多人會同意，在1950、60年代之間有一個高峰或黃金時代，到了我這一代，從70開始寫作的中間世代，再到當今的新生代，似乎有些東西斷了，接不太上去。我這20年應該算是花在幫自己做分析，做定位上，時間過了這麼久，才有那麼點自信，把一些東西端出來。
雖然我長久在副刊，在文化界做事，至少精神上，我覺得自己，後來並無法真的那麼介入，自甘寂寞或落單的結果，我知道有些人會以為，我已經脫離詩壇滿久了。純就生活日常而言，我每天會見到的朋友，一起喝茶，講上話的，老實說，並不是文化界的朋友（少數好朋友，大都太忙，本來也就和我的生活世界沒什麼交集），反而大都是市井中人，有舊貨市場裡的，有茶藝界的，書畫界的，骨董界的……，人很雜，有些人身上有我欣賞的江湖味，偶爾去小酒館唱老歌時，也會碰到，風塵味重（不是粉味）的男男女女。
在這些年的台北，尤其進入21世紀後，我自認基本上是一個旁觀者，退休下來這幾年就更像了。
上個世紀80年代，我曾到美國求學，隨後到紐約工作，後來也教了一點書，整整10年後才回來台北。我一回國就寫了〈人生不值得活的〉這樣一首詩，那是因為，現在回顧起來，老早在國外的那些年就啟動了，在種種「今是昨非」之後，我個人自以為是的「下半場人生」、「下半場寫作」的機制。
我這裡所謂的「下半場寫作」並沒什麼高義可陳，也絕不是後現代「餘生寫作」理論實踐者所堅持的那種，極苦澀，卻也極華麗的文學宗教苦行僧的姿態，而只是，很本能的，在撞牆碰壁之後，試圖把自己從某種不夠真實，不夠健康的（歐美現代派影響下的）文學人生拯救出來。也因為這樣，這麼些年下來，我在生活中會想到的，而且在精神上有所對話的，越來越少外國詩人，再也不是我年輕時囫圇吞棗的艾略特，波特萊爾或里爾克，而慢慢轉向了《古詩十九首》這樣看似很素樸的東西，當然還有古典詩人如杜牧，歐陽修，柳永，秦觀……。
現在回頭看，我開始寫詩的70年代，也許不是詩創作的黃金時代，卻是，很幸運的，靠那個黃金時代最近的一個美好年代。回想起來，相對於上一代，吃了離亂之苦，來到台灣才站定腳跟開始寫作的軍中詩人（那些當年的少年兵們），我這一代可算是台灣經濟起飛的第一代，卻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太解人情世故的一代。
我的「下半場寫作」，是以某種「過來人寫作」為理想，從不知天高地厚，到略知天高地厚；從不解人情世故，到稍解人情世故，我自認走了一條漫長的路。我也並不能確定，是否像《紅樓》所說的，已經歷過一段夢幻，真的走過來，走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