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現代詩，錯過了什麼？
楊照：楊澤第一次跟我見面的時候，我就是在這個階段——只要講到任何跟文學和藝術有關係的，我不自覺地都是從革命、社會，從下層結構的角度去談這些問題；而且那時對於台灣社會正在進行的改革，我有種罪惡感，因為曾經我們一起喝酒聊天、談革命的青年們，他們留在台灣經歷台大的「自由之愛」、政大的「野火」，然後聚集成為90年的學運；而我是個逃兵，人在美國。加上那份罪惡感，會讓我格外清楚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能用文學的方式肯定文學。所以我當年寫的那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試圖彌補：在台灣，為什麼我們看文學沒有一種社會的角度？而我要用歷史的、社會的角度來看文學──我猜，因為這樣，楊澤很受不了。
經過20幾年回頭，我也很受不了這樣的文學青年。但我今天可以這樣講，是因為20多年的時間過去，發生了兩件事在我自己身上。第一件事：台灣社會整個民主改變的巨大潮流，我走過了，剛剛好緣著政治漩渦的邊邊，慶幸地走過去了。這過程當中看到的太多，給我很強烈的教訓，以致後來可以很冷靜、帶著一點看幽默鬧劇般的心情回看這段經歷：包括我曾經當過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幫許信良選舉，一直到我的老師杜正勝去當教育部長，還被指派許多有關教育政策的事情……我常半開玩笑地說：我把這段時間看作是對台灣社會應盡的義務、當兵當完了。所有跟政治有關的這些事情，在我年少的熱情當中，該盡的責任盡完了。
所以第二件事的改變，也就在於可以比較冷靜地看到，在那樣一個熱情的情緒當中，我如何強迫自己把原來對文學的很多看法都扭曲了；其中最重要、我花最多力氣進行檢討：對現代詩的認知與理解。
這20年來我重新認識現代詩，充滿戲劇性地回到當初的認識，安心地說其實15、16歲時我讀台灣現代詩的方式是對的；不應該到20歲時以為自己是錯的。所以這些年作為一個讀詩的人，熱愛詩的人，我盡一己能力誠實地做了幾件事：第一，重新評價台灣50、60年代的詩。到現在我可以大聲且無畏得罪所有年輕人，說：台灣現代詩最好的黃金時代，就是從1956到1965年。你們不要想再能夠寫出那樣的詩，因為那是有時代背景的，那麼好的詩已不復見。
再者，我試圖重新解釋，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了解為什麼會有現代詩的產生；包括我堅持不用「新詩」這個字眼，對我而言它非常不精確，甚至是不好的詞，因為它失掉了「現代」這兩個字；這些詩重要的內在精神，在於它們的現代性。然而現代性是什麼？如何解釋？太複雜困難了。但是到現在我有充分把握去說服，像我昨天去台中演講：「尋找自己身體裡的詩人」，更重要的是副標題：「不讀現代詩，你錯過了什麼？」在以前，我絕對不敢下這樣的標題，可是現在非常清楚可以對自己和別人解釋說：如果你們不讀現代詩，你就這世人抾捔矣（閩語：一輩子都完了）。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走到了另外一個端點，實質上等於自己推翻了25年前跟楊澤吵架的那個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