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音符遇上課稅標籤：一位作曲家眼中的娛樂稅退場之路

走進排練室，作曲家的世界是由五線譜、頻率與配器織就的。我們講究銅管樂器在弱奏時的共鳴，關注弦樂撥奏能否精準對位在鋼琴的延音上，捕捉那些隱藏在總譜縫隙裡的靈魂對話。為了這數十分鐘的演出，我們與樂手耗費數月排練、修正與磨合。然而，這份對藝術的純粹追求，一旦跨進售票系統的後台，便會撞上冷硬且荒謬的現實：這場音樂會的門票，究竟是否應被課徵「娛樂稅」？長期以來，台灣的音樂創作者始終夾在這種奇異的矛盾中。我們被期許產出具有文化深度、能代表台灣走向國際的作品，卻在稅制上被貼上「娛樂」標籤，與舞廳、高爾夫球場同列於《娛樂稅法》第二條的課徵名單。這種將精緻藝術與特種行業並置的法條結構，反映了半世紀前「寓禁於徵」的立法邏輯，將文化參與視為一種應被節制的奢侈消費。

這份延續八十年的制度枷鎖，終於在 2026 年 4 月迎來了破曉。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 4 月 15 日初審通過了《娛樂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朝野達成共識，擬正式刪除包括音樂演奏、戲劇、舞蹈、電影及各種競技比賽的娛樂稅。這不僅是稅金的減免，更是國家在法律層次上，首度將「藝文表演」從「特種消費」的標籤中釋放出來，肯認其作為文化權利的本質。對藝術工作者而言，這項改革是生存環境的及時雨。過去，票價制定始終是一場生存掙扎。為了維持專業演出的品質，排練費、演出酬勞、場地與宣傳成本逐年攀升。以大型歌劇院為例，平日場地租金動輒數萬元，加上技術與超時費，整體成本在開演前便已累積至數十萬元。在緊繃的收支模型下，娛樂稅的額外負擔往往成為壓垮創作夢想的最後一根稻草。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過往稅法缺乏對於「課稅客體」的精準定義。表演藝術仰賴現場演出，具不可重複性與公共性，本質上是憲法保障的文化參與權。而藝術製作涵蓋了從發想到舞台實現的整體過程，這些活動是文化生產的前端投入，而非消費行為。

此次修法刪除相關課徵項目，並授權地方政府得視產業發展「停徵」其餘項目，象徵著台灣稅制正走向與國際接軌的轉型之路，不再將文化參與視為可被課徵的消遣。然而，法律的修正僅是開端。隨著修正草案邁向二、三讀，我們期待這項政策利多能真實回饋給藝文生態圈，不僅減輕創作者的行政負擔，也讓票價更有彈性，吸引更多觀眾走進音樂廳。音樂不只是感官享受，它是社會的集體記憶。一位作曲家在譜面上寫下音符時，不該在那裡計算稅額的差距；一位聽眾走進音樂廳時，也不該被視為進行一項應被節制的奢侈行為。娛樂稅的退場，象徵著社會終於承認：文化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基本構成。我們欣見這道歷史遺留下來的枷鎖即將解開，讓音符不再被視為待徵收的對象，而能在更公平、更受尊重的土壤中自由生長。 （相關報導： 風評：納稅人要給中油這張價值4000億元的草紙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音樂學系學生、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