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晚間十點三十分，當聽到緊急戒嚴令的消息時，不知道各位第一時間有什麼想法呢？很多人初次聽到「緊急戒嚴」這個詞、或是透過媒體得知緊急戒嚴時的感想如下：
「因為準備資格考試的關係剛回到家沒多久，十點半左右從KakaoTalk看到這個消息的瞬間，心想『是爆發戰爭了嗎？不會被動員為後備軍吧？』」
是的，讓我們先暫時關注一下「後備軍」這一詞彙。戒嚴意味著戰時狀態，也就是從民政轉換成軍政。原本，國家體制是在憲法規範的民主秩序下，設置行政、立法、司法機構，但是所謂戒嚴就是一舉中斷這一切，改由軍方全權控制和領導國家體制。所以在緊急戒嚴宣布之際，想到的才會是「啊，後備軍也要動員嗎？」
「那時候剛送走來家裡玩的朋友，打開新聞，畫面就跳出宣布戒嚴的速報，當下第一個想法是『要不要先把朋友叫回來？』，我覺得這時好像不能在外面走動，害怕朋友會受傷。我腦中想到的是電影跟書籍中以前戒嚴的場景，戒嚴軍會攻擊走在路上的市民，市民根本無法反抗。」
沒錯，這也和方才提到的感受類似。當聽到這個消息時，眾人第一時間的反應都差不多──「這是假新聞吧？」「瘋了嗎？」接著才會逐漸意識到「啊，事情嚴重了。」並展開後續的發展。
從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以來的日子，實在過得太快了，回顧這一個月的時間，情勢瞬息萬變，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所以我先把這段時間直到一月十五日為止的各種情況，按日期排列整理成紀錄。會以一月十五日為基準，是因為那一天的尹錫悅總統已不再是自由之身，他在當天被逮捕。面對這一急遽變化中的政局，媒體記者們恐怕也難以理清頭緒，因此，各家媒體也陸續整理出日誌。我們現在，每天都活在這樣慌忙的「歷史之中」。
戒嚴創傷 現在來說說我的經驗。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金載圭中央情報部部長殺害朴正熙總統後，政府宣布了戒嚴令。到了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以全斗煥為首的「新軍部」決定將該緊急戒嚴擴大到全國，並公告「緊急戒嚴擴及全國」的第十號戒嚴佈告令。一九八○年時我大學四年級，從那年三月到五月的校園中，隨時都有著高喊「廢除緊急戒嚴！」、「建立民主政府！」的示威活動。五月十七日發布緊急戒嚴擴及全國的當下，軍隊直接進入首爾大學校園。當時已是深夜，學生們會待在哪裡？想當然是在學生宿舍。突然闖入的戒嚴軍隊包圍宿舍，只要看見學生，不管是否參與或主導示威，一律現場抓起來痛打一頓。這個時間學生大多已就寢，只有穿著內衣褲或睡衣，根本來不及穿好衣服，就全部被打到無法動彈。隨後便命令學生回家，關閉學校，也沒有說何時重啟。於是從五月十七日到十月十四日為止，大學校門完全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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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官方資料可知，五月十七日發布全國大學停課令，直到八月二十八日停課令解除為止，共維持了一百零四天。但是，我記得在停課令撤銷後，依然無法進入學校，到十月中旬為止，還是以在家學習的名義，不允許到校上課。雖然因為停課令而無法上課，但還是需要評定學期成績，可是根本沒有打成績的依據。因此在十月十五日大學重新開放時，學校宣布將那一週的課程視為上學期。而老師們也無法在一週裡做些什麼，只能跟學生說「同學們，你們修過刑法課對吧？那主題不限，各自交一份報告」。那一週就決定了一學期的學分，週末過完上學期就結束，隔週星期一馬上開始下學期。
南韓總統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美聯社）
同年的十二月第一週，示威再度集結，政府又再次關閉大學，許多學生被帶走並撤銷學籍。直到多年後，我在整理首爾大學民主化運動至今學士學籍遭撤銷的資料時，才知道那一年：一九八○年是撤銷學籍最多的一年。僅一年的時間，就有一百多位學生被「隨便地」撤銷學籍。撤銷學籍的依據是什麼呢？首先，那些曾因參與反對維新政權的示威而遭撤銷學籍，後又復學的學生，再度被開除；接下來，按各學院分配名額，人文學院幾名、社科院幾名、法學院幾名，以此類推。那具體又是如何挑人的呢？就從學生會長、副會長等學生會幹部開始，如果名單前面有人被排除，就依序遞補，以湊滿配額的方式進行除籍。這一時期被撤銷學籍的學生，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得以復學。
當時警察常駐在校內。警察部隊進入校園，與學生們共同生活了三年，這就是「戒嚴」。大學生該有的自治活動、自主研討會等活動一律禁止。因此，經歷過一九八○年戒嚴的大學生和社會人士，聽到「戒嚴」這一詞，便會像心理創傷一樣，喚起一種巨大的壓迫感和莫名的恐懼。
直到一九九五年下半年，那些主導者──全斗煥、盧泰愚等人才獲得懲罰。但這一懲罰的過程並不容易，是走過無數難關才得以完成。一九九五年正是我就任首爾大學教授的第一年。前一年的一九九四年十月，前陸軍參謀總長鄭昇和等人，針對後來成為電影《首爾之春》題材的「雙十二軍事叛亂」提出告訴，但負責調查的檢察機關卻作出不起訴處分，其理由相當荒謬：
接著，對於之後的五一七緊急戒嚴擴及全國、以及五一八光州屠殺的告訴案，檢方也以「沒有公訴權」為由掩蓋過去。當時他們提出的論點，就是後來我們熟知的那句話：
親身經歷緊急戒嚴擴大已經過了十五年，當時我以專攻刑事法並教育學生的學者身分回到校園，內心想著「不能就這樣放過五一八屠殺的兇手們。這樣的話我如何在學生面前立足」、「至少從學術上來看，檢方的處分完全是錯的，這些人必須受到懲罰」，於是為了對他們進行法律制裁，我便與前輩和同事教授們一起投入研究並進行抗爭。
「若無法為國家暴力的責任者、內亂與叛亂的主謀建立受罰的先例，韓國就不會有現在與未來。」
帶著這樣的決心，我們共同努力，最終出版了《五一八法律責任與歷史責任》一書。大約六個月之後，檢方參考了我們的著作，再度提起公訴，並最終一路走到有罪判決。也因此，今天我才能站在這裡，向各位講述這一切。
過去拯救現在 一九八○年五月，當時光州的悲慘犧牲，難道是歷史性的失敗嗎？絕對不是這樣的。光州市民以生命抗爭所付出的偌大犧牲，最終得以讓內亂、叛亂的犯罪者們受到懲罰。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抗爭期間，首爾、釜山、光州等全國各地的市民也願意奮起抵抗；尤其是在釜山，從六月十八到十九日之間，市民徹夜占領了市區內主要道路。當時唯一可以阻擋這場運動的方式，只有出動軍隊，因為警力早已到達極限。全斗煥雖然再次企圖動員軍隊進行鎮壓，可不僅軍方內部出現了抗拒的聲音，就連察覺情勢不對勁的美國，也傳達了絕不可動員軍隊兵力的訊號。就算想要在首爾、釜山等地重演一九八○年五月鎮壓光州的方式，軍隊內部也難以接受，國民更是再也無法容忍那樣的暴力，使得最終未能再次宣布戒嚴。
1980年光州事件，示威者用公車封鎖光州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對抗防暴警察與政府軍。（資料照，美聯社）
所以，一九八○年光州的犧牲並非單純的犧牲，而是決定性地阻止了未來類似戒嚴和軍隊動員、內亂事態的一次偉大步伐。雖然有些遲來，但自一九九五年起，當年的內亂主犯得以受到懲處，促進了公民意識的成熟；而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全國人民共同說「不！」拒絕內亂的行動，也成為最終取得今日成果的動力。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日二十二點二十八分，總統宣布緊急戒嚴！
就過往經驗而言，一旦走到這一步，整體局勢本應朝內亂勢力所願的方向前進，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兩個半小時後國會便宣布解除戒嚴，讓原本成功率極高的「親衛政變」化為烏有。所有人都見證了國民與國會罕見地團結起來，成就了「國民守護國會、國會守護人民」的驚人歷史。或許，國民對國會的信賴度從未如此之高。一直以來，若詢問國民最信任的國家機關是哪一個時，第一順位通常會是憲法法院，其次是最高法院，而國會向來都是墊底，不過在這一次的內亂危機中，國會的信任度反而衝到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