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一顆威力強大的炸彈，在挪威奧斯陸市中心發生大爆炸。八個人當場死亡。下午四點三十分左右，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登上烏托亞島。當時挪威工黨有六百五十名年輕黨員聚在這裡，進行一年一度的青年夏令營活動。這名男子忽然拿了一把槍，開始朝每一個方向掃射。他叫布列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他不想死，他還想要享受剛剛得到的全球名氣。就在一天之內，透過兩次獨立的恐怖攻擊行動，他奪走了七十七條人命，其中有三十三個人未成年，受傷人數超過三百人。
二○一二年八月，布列維克因屠殺案判刑二十一年，由法院指派的心理醫生有兩派評估意見：第一組診斷他有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但第二組認為他在進行謀殺行動時，精神並未失常。
然而，在心理醫師的評估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個診斷是述情障礙（alexithymia），也就是沒有能力辨認與表達自己的感受。不只無法感知別人的痛苦，也無法感知自己的情緒。他似乎已經變成某種機器人。在庭審與心理醫師檢測期間，布列維克似乎與自身脫離。觀察他在讀自己的聲明時，好像不是在講自己的事，而是在講一部機器或一部電腦的事。
根據布列維克自己的說法：
你們可能知道，多元文化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與去除偏見等思想）是歐洲正在伊斯蘭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伊斯蘭透過人口戰爭（而且是由我們自己的領導人促成）正在對歐洲進行殖民。這本手冊提供了解決方法，並清楚說明了在未來數十年，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我們的主要城市完全被穆斯林人口占據以前，我們只有幾十年的時間，整合成足夠抵抗的力量。務必盡可能把這本手冊發送給越多歐洲人越好。
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這個烏托亞島殺手，決定大屠殺聚在一起和平討論的年輕男女，以開始他的反伊斯蘭運動。但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年輕人是挪威工黨的新生代，因此，在他的眼中，他們是偽裝的共產黨人，是文化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伊斯蘭入侵者的盟友。
在他的《歐洲獨立宣言》中，布列維克寫著：
大部分歐洲人認為，一九五○年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我們的家園很安全，很多人懶得鎖門。公立學校普遍很優秀，學生的行為問題是在課堂上講話，或在大廳裡奔跑。大部分的男人把女人當成淑女，而大部分的女人則把時間與精神花在操持家務、養育子女，並透過志工服務協助社區發展。孩子在雙親家庭中成長，孩子從學校回家就可以看見母親。娛樂活動都是全家人可以參與的消遣。
但後來發生什麼事了？ 如果一個生活在一九五○年代的男人忽然被帶到二○○○年代的西歐，他會很難理解這竟然是同一個國家。他會馬上遇到被搶、被劫車或更糟糕的危險，因為他還沒學會活在時時刻刻的恐懼中。他不會知道，他不應該去城市的某些地區；車子也不能只是鎖著，還得配上警報器；如果沒鎖上門窗並設定電子保全系統，絕對不敢去睡覺。
對於無法擺脫汙染的恐懼、厭惡女性心態與伊斯蘭恐懼症，是很多當代西方次文化的關鍵特色，而布列維克的文字直接表達出這些感受。
布列維克的想法與二○一三年卸下教宗職務的本篤十六世（Joseph Ratzinger）一致，布列維克認為文化相對主義的環境，造成當代歐洲與基督教文明的真正根基分離。在對引述內容沒有加以理解的情形下，這個兇手引用德希達（Derrida）的話：
德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變成文化批評家的一種方法。簡單說，解構是一種思想學派，認為文字本身沒有意義，但擁有意義的「痕跡」（trace）。文字的意義不斷在消失，留給我們的只有該意義的記憶或痕跡。
另外，在布列維克眼中，相對主義也造成歐洲社會女性化，並導致傳統歐洲結構崩壞。事實上，布列維克主張，女性主義為伊斯蘭惡意滲透歐洲世界所奠下的基礎。在這個主題上，他引用了筆名為Fjordman 的挪威知名右派部落客的說法：
從一九六○年代以來，歐洲文化快速地女性化，並持續強化中。事實上，當前的激進女性主義攻勢，透過大量支持穆斯林移民，與他們的反殖民企圖殊途同歸。他們當前的攻勢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他們就是想摧毀傳統的歐洲結構，也就是歐洲文化的真正根基。這種老生常談的論調，卻是西方很大部分民眾的心聲。布列維克在他令人作噁的宣言中，所表達的意識形態與情緒，與美國小布希、義大利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英國卡麥隆（David Cameron）的支持者大致相符。事實上，布列維克的基本政治企圖，與世界各地保守派的政治企圖，其實相去不遠。
認同偏執
《歐洲獨立宣言》中大部分的篇幅，都在分析穆斯林過去犯下的罪行，這可以從他們在網路上的描述中理解。布列維克從網路資料中彙整歷史資訊的片段，這些資料來源代表很多網友意見，他以相近的論調與粗淺的分析，把這些片段資訊重組在自己的文本中。
根據布列維克的想法，伊斯蘭教一直是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敵，而馬克思主義利用文化相對主義瓦解資本家制度，事實上符合穆斯林的利益，最後會導致西方文明衰敗。布列維克執著於種族汙染的問題，但他更大的煩惱是對女性地位的不理性認知，尤其是女性的自由，讓他深感不安。
父不詳的文明
在布列維克的文本中，以及全世界保守的新自由改革者心目中，總是一再出現一個年代：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八年究竟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在長崎與廣島的原子彈爆炸之後，就在一九六八年，年輕人、學生、工人、知識分子與女人，在各項主張中強調：人類必須從心靈的被奴役中解脫，但這種心靈被奴役的本質上就是附屬於父權之下。父親的權威被認為不只是父權壓迫的關鍵工具，也是殖民暴力與資本家剝削的關鍵工具。
透過一九六八年的分析，父親權威被否定與拆解，並被認為改變父權社會的壓迫法則與服從傳統，是從奴役中得到社會解放與性解放的第一步。接下來的二十年，社會大眾嘗試也通常能順利建立友好的連帶關係，並擺脫附屬於父權的地位。這個社會變遷的痕跡，現在很明顯遭到新自由派的反攻，因為他們藉著競爭法則快速摧毀社會連帶，也消除了這種友好關係。從那以來，重建父權法則一直是教宗、什葉派領袖與新保守派的主要關注焦點。
然而，就在同一時間，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已經把市場機制、混合的語言、去疆域化的生產模式，以及文化，全部加以全球化了，以上種種因此進入了無意識的領域中，也因此破壞了父權家庭制度與父親的權威。
因此當代文化力量有嚴重分裂的現象：它既恢復了父親權威，卻同時又摧毀了它的權威地位。布列維克是全世界所有反共產黨以及所有資本家復辟的狂熱分子旗手，因為，最重要的事就是父權法則的復辟。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Bifo’Berardi），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歐洲知名作家、理論家，義大利自主主義運動的最重要核心人物。一九七六年成立了知名電台「Alice」，目前在米蘭的布雷拉美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主教社會傳播史課程。研究範疇聚焦在後工業資本社會中的媒體與資訊科技，作品往往結合歷史、哲學、社會、政治、科技、傳播等多重領域，以宏觀的辯證探究當代人的集體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