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亞與香港英殖官員互相參考彼此的管治經驗，令兩地社會情況顯得可以互相比較和借鏡。人類學家斯杜勒(Ann Laura Stoler) 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 今印尼) 的研究，能讓我們了解更多殖民地官員的跨域比較觀點。斯杜勒認為，對荷屬東印度殖民地官員而言，跨域比較是具有管治策略意義的事務。這類比較往往可以證成某類政策，同時貶抑其他政策。殖民地官員曾針對何謂「可比較的脈絡」(comparable contexts) 進行辯論，這意味官員其實明白他們所選用的比較方法會引致特定的政治效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官員進行跨域比較，即比較各地被管治的族群的時候，會隨意忽略或跨大各地的脈絡差異。 在此背景下，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對英殖官員而言，為何香港與馬來亞的社會狀況可相提並論？在政策制訂過程中，英殖官員比較馬來亞與香港情況有何政治影響和含意？例如，英殖官員的這種比較如何形塑「華人」的定義乃至影響英殖在地管治方式？
這些問題我仍在進行相關研究，所以未能提供完整答案。但在此我想提出兩點：第一，某程度上，上述問題都在回應「華語語系」觀點──所謂「華語語系」觀點，意指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有霸權與大一統特質的「中國性」理解的批判。上述問題都在指明，於20世紀當中，「中國性」如何能夠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理範圍外被確立與定義。第二，有見於從19世紀末起，香港與星馬便被官員往來和管治經驗的交流等因素串連，若然我們棄用跨域視野，便將難以書寫完整的香港、馬來亞或新加坡歷史。故此，未來我們更應進一步將香港與星馬合併研究，以及檢視香港在東南亞歷史中的位置。
本書內容主要關於從1940年代末到1967年的官方電影政治審查，以及在1967年香港親共左派反殖抗爭「六七暴動」之後的電影道德審查。本導論想補充的是，於轉折當中，官方政治與道德審查的分野其實並不清晰。香港政府針對政治宣傳內容的電影政治審查，目的都是過濾任何香港官員認為會危害香港英殖管治的電影。大家會在第一與第二章看到，官方針對的多是親共與反共電影、其他國家所製的官方政治宣傳影片，以及描繪工人罷工的電影。這些電影通常是從外國進口，來源地包括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美國等。如第三與第四章所指，香港政府的電影道德審查則針對色情與暴力等情節。不過，香港政府也會出於政治動機而進行電影道德審查。香港官員曾認為，公映色情電影會對英殖管治不利。1972年，香港政府內部曾激烈辯論應如何處理大眾媒體中的色情、暴力與恐怖內容。當時有官員認為，香港政府應當放棄「自由放任政策」(lassiez-faire policies) ，理由是容忍色情電影會令共產勢力的政治文宣說法變得真實──「相較中國純潔的生活，資本主義社會顯得腐朽」。換言之，香港政府的電影道德審查也背負維持英殖管治和資本主義體系認受性的政治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