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笑傲江湖〉裡，任我行評論江湖人物，普天之下他只佩服三個半人、不佩服三個半人。他向左冷禪說：「左大掌門，你倒不必臉上含笑，肚裡生氣，你雖不屬我佩服之列，但在我不佩服的三個半高人之中，閣下卻居其首。」左冷禪回敬：「在下所不佩服的當世三個半高人之中，閣下卻只算得半個。」任我行道：「拾人牙慧，全無創見，因此你就不令人佩服了。」
1989年五月四日，臺大學生會羅文嘉會長與數十名學生表演行動劇《圖騰與禁忌》，將寫著「民族救星」、「世界偉人」的高帽，放上蔣中正總統銅像頭頂。三十年後，有臺大學生到政大鋸掉蔣氏銅像的馬腳，二二八紀念日將屆，顯然鋸像、潑漆等戲碼又要上場了。同樣宣稱挑戰威權，三十年前的行動叛逆有創意；三十年後仍然糾纏著銅像不放，只是媚俗。
媚俗，不只因為鋸像者拾人牙慧，而是「去蔣」早是進行式，今日還有誰真把蔣介石當作世界偉人？鋸像者迎合臺灣社會當下的某種政治正確，沒創意，也不勇敢鮮猛。1983年時臺大大論社學生劉一德等人跑到前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官舍噴漆，噴完後得躲起來；現在噴漆、鋸像者，行動完可以公開露臉開記者會，不會有人身安全顧慮，還受到國家機器的禮遇。法界人士便指出，鋸像行動前一個月，資深藝人鄭惠中打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巴掌，涉嫌犯普通傷害罪，屬告訴乃論，鄭部長沒提告，北檢第二天下午卻要求鄭惠中到案說明，偵訊後限制住居；而臺大學生鋸斷銅像馬腳，涉嫌毁損公物，非告訴乃論罪，四天了，沒被偵訊也沒被限制居住。在安全的政治環境下進行「反抗」，他們的論述如同行動本身，一般無聊乏味，難怪記者會現場有記者打呵欠。
這社會的許多大人們也同樣無趣。例如好些戒嚴時代在中時報系等媒體工作過的資深新聞人，今日口誅的統媒，是昔日領薪水的地方；當初他們有筆有嘴，面對所謂黨國體制不吭一聲，現在寫文章談愛臺灣、喊臺獨、罵國民黨，衝殺特別大聲，也不反省當年是如何與黨國體制裡的政治人物呼盧喝雉，沆瀣一氣。這樣的人，鄭弘儀、吳國棟之外還頗有人。
臺灣解嚴已三十多年， 誰還理會蔣介石？反國民黨差堪比擬打落水狗，算不上是英勇的鬥爭。若不是學生鋸掉馬腳，誰知道政大校園還存有蔣的銅像？一個多數學生天天視而不見、看了沒有感覺的銅像。政治人物最悲慘的待遇是被漠視，而不是被批判，蔣介石地下有知，當感激鋸馬腳的學生讓他的名字重現臺灣媒體。
辯證地來看，鋸像者與他們眼中的銅像，兩者看似對立其實本質一致：都訴諸「正史」，認為歷史的書寫要定於一尊。這正是此類喊著轉型正義者最大的罩門，他們訴求的正義，臺灣社會非接受不可；他們的正義標準，就該是臺灣的政治標準，而且必須政府明令背書。所以他們要政府介入轉型正義，要求公部門介入政治空間，這種排斥異己且訴諸公權力的意識形態，與他們反對的威權頗接近。
以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討論為例，這個空間，早就轉型了，已經被市民日常的蹓狗、散步解構了「紀念堂」的意義。後來在這裡發生的野百合學運、六四紀念晚會更顛覆了這個空間原始設計裡的封建元素，遑論它現在是陸客的熱門景點，大陸人哪是來瞻仰「民族的救星」，而是瞧瞧蔣逆匪幫。重新回覆紀念堂威權意義的，反而是目前參與討論中正紀念堂轉型的一些聲音：改為臺灣忠烈祠、撤儀隊、蔣中正Q版公仔下架。這些點子真貧乏。中正紀念堂若乾脆委外給三井Outlet Park來經營或開放給建築系學生競圖，比起政府在那裡辦些人權展，一定會更繽紛多元。
與政治相關的空間討論如此單調乏味，好像是臺灣的通例，二二八紀念碑與白色恐怖紀念碑就很糟糕。紀念碑為何不能留白，硬是要加上碑文？結果二二八紀念碑不敢提左派勢力的存在，白色恐怖紀念碑對於受難者的社會主義訴求遮遮掩掩，這些碑文不是轉型正義，是遮蓋歷史。臺灣社會如今對待二二八，與這些紀念碑沒兩樣，到頭來，二二八時臺灣菁英們的內鬥、相互出賣、乃至某些人的魚肉鄉民，在二二八的主流論述裡都不見了。的確，臺灣先賢們的醜事當然不可以寫入史書，高舉臺灣魂的建國論述絕對要強調貪腐、殘虐都是中國人的專利，臺灣人盡是聖賢。
期待政府介入歷史的書寫，用公權力來詮釋歷史，這是走回尊崇國家機器的老路。高喊轉型正義的某些人，和以前的黨國教育一樣，心中永遠有一本歷史教科書，他們無法理解，百家爭鳴的歷史其實不應該有教科書。也難怪見銅像就潑漆的，行動上少了解構體制的創意。 （相關報導： 蔣濟翔觀點：棄置的老蔣畫像你要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