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他們也同意大分流的差異，可以追溯自一五○○年左右，尤其是對知識創新所提供的制度支持，很可能是主因。他們主要的假說也跟歐洲政治分化、中國大一統有關：中國在承平時期，大量的製造業勞力是分散在鄉村，歐洲則因戰爭頻繁，需要有可以關上大門的城市，用中國人習慣的用語來說，明清的中國是搞「鄉村企業」，歐洲因為頻繁的戰爭所以是搞「都市企業」。長年的戰事讓歐洲陷於長期的貧窮，但企業為了躲避戰爭，有誘因遷入城市，在城市中面對較高昂的勞力價格跟相對較低廉的資本價格時，這些企業進一步就有誘因發展出節省勞力的技術（labor-saving technology），這便是工業革命的前身。[10]他們以此解釋了為何宋代有製造業科技水準較高的現象，因為宋朝戰事最為頻繁，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少數的城市，因此有了與歐洲城市製造業的技術進步相當類似的先決條件與發展過程。[11]彭慕蘭在書中，沒有特別談論歐洲的政治情勢、軍事對於新科技的影響，不過《大分流之外》補足了這一塊。
最後，彭慕蘭在回應趙的評論時，也認為「他的確指出我忽略的問題」。而他也正在寫一本新書針對這些批評作出回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大分流2.0」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知識上的辯論。[12]
結語
研讀《大分流》，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切入點。一個是學術的，不論是從歷史材料的蒐集，農家生活水準的計算，到東西方土地制度、新創制度、宗族與現代政府提供公共財、乃至市場競爭的比較，都可以讓我們更瞭解人類生活互動的過程，以及制度跟各種機制從中所扮演的角色。
對彭慕蘭來說，雖然許多人針對他的論點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之後大家開始提出新的解釋，並與他的資料與說法對話，這是他當初寫作的重要目的。學術研究，永遠是希望大家開始討論大分流為何發生，而不是在假設知道答案後，才開始研究大分流。從激起討論的角度來看，《大分流》是成功的，而這些論點的相互激盪，也正是莫基爾所說的「有競爭的思想市場」的最佳例證！若能從這些討論連結到本土議題，如台大法律系王泰升老師的《去法院相告》便討論到，臺灣從「包公判案」的清代，過渡到了日治時期的近代西方式法院，臺灣人如何在這變遷中利用法律制度來解決紛爭；或如台大經濟系吳聰敏老師對大租小租權的研究，以及古慧雯老師對典契的研究，也都可以讓我們更瞭解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
另一個切入點毋寧是更入世的，從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的角度去看。現在的台灣，如果能更加開放思想的競爭市場，更往數字管理的方向發展，更強調以證據為本的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evaluation），並且對於創新的市場給予更大的寬容（整體來說，便是建立更包容的政治經濟制度），那台灣的發展，將與沒做這些有多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