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對《大分流》提出意見的，則是在西北大學經濟系任教的莫基爾（Joel Mokyr）。普林斯頓大學出版《大分流》時，是將其歸類於「西方史」（Princet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而非「中國史」，而這西方史系列的編輯，就是莫基爾，他也是彭慕蘭謝辭裡特別感謝的對象之一。《大分流》在提及英國工業革命與說明大分流時間點時，也特別引用莫基爾的「全面改變生產過程的發明」（Macro-inventions）的概念。彭慕蘭認為，在一七五○年以前，西方在此時並沒有比中國多了多少，因此在土地制度與技術創新都沒太大不同的情況下，很難解釋大分流會在一七五○年以前發生。
不過莫基爾本人並不同意這樣的解釋。莫基爾（Mokyr 2015）在書評中提到，加州學派為了避免西方中心論，不喜歡談論文化的優劣。但是對他來說，文化跟制度是最重要的。莫基爾在二○一六年出版、統整其近年想法的專書《增長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中認為，西方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之處，正是來自於有競爭的思想市場（Competitive Market of Idea）。[5]
莫基爾在該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大分流議題：為何在西元一二○○年，西方還是一堆野蠻人所處的原始世界，而中國的宋代則是知識的黃金年代。但只經過短短三百年，中國的文人如徐光啟卻感受到西方有些知識已經超過中國，而積極與耶穌會交流？乃至西元一七○○年後，西方如牛頓、亞當．斯密、休謨等科學哲學家相繼大放異彩？更特別的是，西方傳統的「正教」（orthodoxy）或既得利益者，當然也想要抵抗這些新觀念的發展，但是在「啟蒙時期」（Age of Enlightenment），新觀念又是如何如願打倒舊勢力？
啟蒙可說是西方獨有的現象。德先生跟賽先生得以在西方站穩腳步，跟啟蒙運動的勝利有關。[6]相對的在東方，清代文人也開始了考證運動，批評舊的知識，卻沒有帶來西方啟蒙運動的效果。莫基爾認為，這是出於知識的市場在中西運作大為不同的緣故。在中國，精通數學沒有辦法讓學子得以通過科舉，但是在西方，從「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這一類的跨國文人社群成立以來，文人專精數學、發明新的定理，可以在同儕當中得到聲望。一旦名氣大了，便可以得到私人或官方的贊助，這些贊助讓西方文人可以溫飽，更可以替他的新見解添加了權威，因為審查人通常都是學界內資深的學人。[7]在書中，他更仔細地舉例這樣的贊助制度，讓牛頓他們這些「天才」如何辛勤工作。當然中國也有贊助制度，卻是壟斷在帝王手中，當帝王對新知有興趣的時候，知識可以突飛猛進，但是事在人為，當帝王失去興趣，或是換了皇帝，研究便可能停滯甚至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