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界的迴響：中國不可能在十九世紀發展出資本主義？
《大分流》出版後，最不能同意該書結論的，恐怕是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的趙鼎新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中國在十九世紀或此前或稍後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可能出現工業資本主義方面的根本性突破。」（趙鼎新，2014）
他認為，即便明清時期江南有較高的生活水準，但「技術創新並沒有鼓勵性的回報，科學方法／理性極不發達；最重要的是儒法合一的新儒家意識形態沒有面臨重大的挑戰，商人也無法利用他們的財富來獲取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從而抗衡國家的權力。」（趙鼎新，2014）這與西方有很大的差別：西方不論是宗教、政治、封建領主、商人、城市工匠行會等各階層的菁英，都長期處在與其他階層鬥爭的狀態之下。沒有人能夠長期保有穩定的權力，因此菁英的面貌，在不同的地區與時間是不同的。再加上歐洲長期存在著多國／多地區的競爭狀態，使得制度競爭成為一個可接受的概念，修改制度後所帶來的好處，也會多次地出現。但對傳統中國來說，儒家對統治基礎提供正當性，法家則提供如何使用權力的操作手冊。皇族加上數量龐大的官僚系統一起統治中國，換個朝代之後，整件事情重來一遍，唯一不變的，則是菁英的面貌。總而言之，帝制與內向的國家權力永遠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或者用總體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恆定狀態（steady state）。[9]
換句話說，歐洲人在政治行不通的時候，會思考制度的設計哪裡有問題，但中國人則只能如「大旱之望雲霓」，期待明君的降臨。這樣的制度，對在資本主義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商人來說，基本上是相當不利的。缺乏意識形態支持，也沒有很大政治跟經濟權力的商人，從來就不是帝國要捍衛的對象。讀者可以想像，如果你是胡雪巖，賺來的錢是投資在「浙江鹽大使」政府獨占事業並買官比較保險，還是投資海外新航路冒險或新技術開發比較划算？
《大分流之外》與《大分流》之後
彭慕蘭在二○一一年回應了文獻在《大分流》出版十年後的發展，並回應了同刊號其他文章的批評，也談及了他認為《大分流》一書較弱的地方跟貢獻。他同意科技跟知識傳播的討論是書中最弱的部分，因為他當時缺少足夠的資料去說明這一部分。而他的確也高估了一些資料，大分流的時間應該還是要再提前。
另外，加州學派的健將王國斌（Roy Bin Wong）與加州理工學院的羅森塔爾（Jean-Laurent Rosenthal，經濟學家、歐洲經濟學史家）在二○一一年合寫了《大分流之外》（Before and Beyond the Divergence），除了回應許多批評，也對加州學派的觀點提供了經濟學模型與制度變遷的解釋。他們認為，關於探討中國土地制度發展不良的文獻，比如說土地典賣、回贖的現象，在歐洲許多地方也很普遍。類似於格雷夫所說（Greif 2006）的商業組織，在中國也是存在的，而中國也發展了許多非正式組織去協助長程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