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仁為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鄭紹鈺為台大經濟系碩士班研究生
本文選自《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衛城出版）。
註解
[1]有關黃宗智的內捲化理論，請見黃宗智（1985）跟黃宗智（1990）。
[2]圖一使用的資料來自於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 2018，並請參考Bolt, Inklaar, Jong, and Zanden (2018),“Rebasing ‘Maddison’: new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 shape of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10。對於「麥迪森計畫」這一個長期計劃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麥迪森（2007）。
[3]請參考庫茲涅茨（1966）跟庫茲涅茨（1973）。
[4]有關於他們對彭慕蘭《大分流》的直接回應，請參考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
[5]莫基爾（2015）這篇雖然是書評，但其實這篇文章有一半是摘要莫基爾（2016）。
[6]莫基爾這觀點似乎也可以用來思考中國的五四運動：中國為在進入民國之後，想實施西方的制度卻百般失敗，仍要發動一場五四運動邀請「德先生」跟「賽先生」到中國來。周策縱便認為傅斯年等新興的知識份子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其目標便是要「走向大眾、啟蒙大眾、組織大眾」（to go among the masses of people, and enlighten and organize them）（Chow 1960）。余英時近年的文章（Yu 2016），則強調五四運動跟西方啟蒙運動仍存在了一段不小的差距，特別是指出傅斯年他們沒有西方經歷啟蒙時的「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莫基爾（2016）認為「文人共和國」這個社群，在西方啟蒙運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社群的存在，讓歐洲知識份子得以一邊彼此競爭，卻又可以透過「文人共和國」來協調彼此的合作（coordinate）。若我們接受莫基爾的觀點，則中國在五四運動時，並無這樣的社群，或許這可以說明，為何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新觀念，一如余英時（Yu 2016）所指出的，常常彼此分歧，有時甚至互相衝突。
[7]審查一事，出於他書評中對自己見解的摘要，見 Mokyr (2015, p.99): “Patronage depended on the evalu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senior schol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