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大分流》花了不少篇幅論證，即便在一八二○年，江南與英格蘭的生活水準是相當的，並接著強調資本主義在英國發生純粹只是機運，尤其是「新大陸市場」的發現跟「煤炭」的開採時，會讓讀者有：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本書論點居然是「英國佬只是運氣好而已！」之驚嘆。但其實《大分流》並未忽略制度的角色，只是彭慕蘭對於制度的看法比較微妙（subtle）。他反對的是當時所盛行的「歐洲有健全運作的市場，中國則沒有」的觀點。他比較了同時期中國跟歐洲各國的土地制度，發現歐洲許多地方不允許土地自由轉讓，反而在中國，千年土地八百主，土地自由轉讓是常態。他也比較了中國與歐洲的勞動市場，反對黃宗智所提出的「內捲化」假說，即中國陷入了人口壓力跟農地面積過小的惡性循環，中國農家為了顧及生存，只能大量將勞動力，投入到勞動密集的小農經營上，導致邊際勞力產出持續遞減，乃至利潤趨近於零。彭慕蘭花了許多篇幅說明當時中國人的娛樂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 of leisure），他認為，如果中國當時真的像黃宗智所說的，過度投入於勞動上，並會過度減少娛樂，那史家又該如何解釋明清發達的娛樂呢？
那彭慕蘭認為什麼制度在歐洲很重要？當時的主流學說強調歐洲「看不見的手」，但彭慕蘭卻認為歐洲比中國多出的是「看得見的手」。大規模的殖民地與新市場，是中西顯而易見的差異。兩方的政府對於海外貿易的態度則是造成這差異的主要原因。歐洲的政府透過特許、軍事等手段，協助歐洲的私人企業開拓了海外貿易並從中獲利。儘管中國也有鄭芝龍等盜商合一的海上集團，但在歐洲的海外發展裡，政府與公司之間緊密地合作，是明清中國所沒有的。
彭慕蘭進而將這種差異，歸諸於中國與歐洲列國政治環境的不同：歐洲列國的海外拓殖，其實是歐洲內部軍事競爭的延伸，至於中國的朝廷，從未許可中國的海商集團在海外有排他性的權利。也可以說彭慕蘭雖然強調「機運」 的層面，卻也相當小心地考量了海外市場與歐洲特有的政治與制度的關係。簡言之，彭慕蘭反對把大分流的差異歸因於「中國的市場先天不良於行」的解釋，進而去尋找真正可造成差異的解釋（non-trivial explanation）。
史學界的迴響：從土地交易制度出發
《大分流》在經濟史界產生了巨大的迴響。出版後不久，在書中被他批評的主要學者，很快地提出了回應。許多不滿意「機運說」的學者，也提出了許多新的假說，主要集中在制度上面。以下我們就一一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