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艾塞默魯（Acemoglu）和羅賓森（Robinson）兩位所著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應該是近期制度經濟學的扛鼎之作了。他們提出廣納型（inclusive）制度跟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的分別，認為歐洲得以發展的原因，主要是能夠制定出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經濟上開放機會的廣納型制度。他們也結合許多歷史事實，用了許多篇幅討論哪些因素可以支持廣納型制度的發展，以及國家如何透過制度避免菁英破壞正向回饋，邁向良性的循環，而非走回榨取的老路。在他們的書中，運氣（如賈德．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提到的地理說）從一開始就是他們要反對的論點。[4]
另一位提出不同看法的則是在史丹佛大學任教的格雷夫（Avner Greif），他喜歡用賽局理論解釋歷史現象，研究的一貫主題便是中世紀以來歐洲商人，或環地中海地區的猶太社群，如何發展「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來促進貿易。在他二○○六年出版的專書《制度與通往現代經濟之路：中世紀貿易的教訓》（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中，便特別回應了彭慕蘭的看法。他認為就算在十八世紀的時候，中國與英國的經濟表現雖然在統計上極為相近，但是在商業組織的制度上，卻早有所不同。格雷夫認為歐洲從中世紀晚期以來，便開始發展出「既非國家，亦非血緣」（neither the state nor kinbased）的社會組織，這些制度是為了解決合作問題刻意設計出來的。
後來在二○一七年另一篇與塔貝里尼（Guido Tabellini）合著的文章裡，格雷夫更進一步探討中、西在社會組織上的不同。他們認為，歐洲從中世紀以來依靠的是自治城市，中國從宋代以來卻是依賴宗族。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供給公共財或其他財貨時，促進合作所需的執行成本（enforcement）的性質有所不同：宗族內部的執行成本較低，但是西方的方法，在建制好之後，卻更可以擴大履行對象的範圍（scalability）。換句話說，中國選擇了一條一開始比較簡單，固定成本投入較小，但日後發展較為困難的捷徑，西方則反之（Greif and Tabellini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