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報人,他比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金庸傳》選摘(1)

2016-03-01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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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橫空出世,名號甚至壓過查良鏞,從刀光劍影的江湖世界回到現實本行,作為報人,金庸更較自己筆下的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取自金庸百科)

金庸橫空出世,名號甚至壓過查良鏞,從刀光劍影的江湖世界回到現實本行,作為報人,金庸更較自己筆下的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取自金庸百科)

有一張地方報紙對當地市議會深覺得不滿,於是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議會中的議員有一半是流氓!〉社會人士大譁,議會要求報紙更正,報紙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論的標題是:〈議會中的議員有一半不是流氓!〉

一位記者問總編輯:「什麼是新聞?」他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一位記者訪問了一位要人之後,總編輯問他:「他說了什麼?」「一句話也沒說。」「嗯!你把他的話寫一個專欄,明天見報。」─金庸〈自 扁其說錄〉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明報》頭版刊出查良鏞執筆的社評〈自來帝皇 不喜太子〉,預言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彪沒有好下場:

任何皇帝都想自己千秋萬世,萬壽無疆,所以天性上不會喜歡皇太子。立皇太子,就表示自己隨時有駕崩之可能。中國人對這種不吉利之事,向來極為犯忌。……

昏庸的皇帝不喜歡皇太子,不在話下,但即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不喜歡皇太子。……

以毛澤東這樣的性格,不喜預立繼承人,乃是絕對可以肯定的。從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於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後政權可能落入別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開規定了接班人,這顯然是違反毛澤東本願的。所以如此,當然由於林彪造成了這樣的形勢,好像唐朝玄武門之變之後,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已連載到七○八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奪帥」,殺得難分難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並不是有意要影射「文革」,但他天天關注大陸的時局動向,不經意間受到影響也是正常的。「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他的筆下是江湖還是江山已並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任我行、東方不敗,還是左冷禪、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都有,在別的國家也有。

一九六六年以來,林彪一而再地出現在他的社評中,自一九六七年起他就多次作出這樣的預測。另一個經常成為他社評話題的就是江青,他多次預測「算老幾」的江青,在毛澤東身後「不知往哪兒躲」。當時,大陸權力舞台上波詭雲譎,熟讀《資治通鑑》的他一面以極大的熱情,另一面憂心忡忡地關注著時局動向,風吹草動,一點一滴,幾乎都沒有逃過他那雙眼睛。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他的社評〈「大家都是在一口鍋裡吃過飯的人嘛!」〉,題目用的是朱德為彭德懷辯護的一句話,他對彭德懷、朱德、賀龍等元勳的處境、命運深表同情,他說,這句話包含了無數的往事,無數的血淚,比之「煮豆燃豆萁」這首詩,有著更多的不平,更多的辛酸。

被視為軍事天才的林彪,屢獲毛澤東與蔣介石誇讚,曾紅極一時,但查良鏞當年就執筆預言,林彪最後不會有好下場。(取自網路)
被視為軍事天才的林彪(右),屢獲毛澤東與蔣介石誇讚,曾紅極一時,但查良鏞當年就執筆預言,林彪最後不會有好下場。(取自網路)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江青的裙子是「解放裝」〉社評說,「文革」以來,千篇一律都是男女不分的「解放裝」。裙子出現在公眾場合,起碼是八年來第一次。江青穿著灰色、齊膝的中庸裙,上身白色披肩,配以同色的手袋和皮鞋,相當雅致大方而美觀。「女子愛美乃天性,能夠在服飾上求多采多姿,確是人生的樂事。……江青的長褲不是『解放裝』,她的裙子才是真正的『解放裝』,使全中國的婦女能從公式化的制服中解放出來。」人們認為這是大陸自由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進步,外國記者無心欣賞美國訪華籃球隊的技藝,而專注她的裙子。

自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香港創辦《明報》,「十年辛苦不尋常」,他想起十年前《明報》創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龍尖沙嘴那間小小的編輯室中曾寫下:「如果我們能多報導一些社會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們這份小小的報紙能增加讀者們生活中一些喜悅,那將使我們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創刊十年,亦喜亦憂〉社評說:

十年後,《明報》已不怎麼小了。然而,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這十年來卻歷盡了苦難。我們企圖報導整個世界、中國和香港的進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來報紙的篇幅之中,充滿了國家的危難和人民的眼淚。

十年來,吞噬數千萬生命的大饑荒,席捲大陸的「文革」波濤,在《明報》都留下了深深的轍痕,香港也經歷了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騷動」,他本人成了暗殺名單上的六個人之一。

到一九六九年,《明報》已擺脫初創時的艱難,隱然成為一張大報,嚴肅的思想文化期刊《明報月刊》、娛樂性的《明報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報》先後創刊,明報集團粗具雛形,《明報晚報》即將誕生。他從事武俠小說創作已有十幾個年頭,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懇切表示:

我們相信,讀者們喜歡《明報》「客觀報導,客觀評論」的作風,贊同我們「明辨是非」的辦報方針。這方針和作風是永遠不會變的。我們只希望,《明報》今後能有更多令人喜悅的消息向讀者們報導,希望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中,今後會有更多的歡笑,更少的憂傷。

雖然未來還有不確定的因素,但《明報》日銷十萬份以上,從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腳跟,《明報月刊》則在知識分子當中受到尊重。

一九四九年就到過香港的白先勇(一九三七—)說,香港這幾十年來的發展更是一個世界奇蹟,香港人憑什麼創造出這個奇蹟來,簡單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華人地區罕有的自由:經濟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無限的可能,人的聰明才能發揮到極致,香港人便可以無中生有在這塊彈丸之地聚集起驚人的財富。「多年來,當海峽兩岸鐵幕深垂,戒嚴令森森的時刻,香港報紙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盞探照燈,穿過重重封鎖,將我們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歡離合,揭露於世人的眼前。新聞自由的確是香港彌足珍貴的一個傳統。」《明報》「也是香港奇蹟之一」,金庸就是這個「香港奇蹟」的產物,或者說,他參與創造了「香港奇蹟」。

肯定參觀過香港的大英帝國詩人吉卜林在一首題為〈東西方民謠〉的著名詩歌中寫道:「啊,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永無交叉……」(林彥呈攝)
香港這幾十年來的發展曾被白先勇形容為「世界奇蹟」,金庸正是這個「香港奇蹟」的產物,或者說,他參與創造了「香港奇蹟」。(林彥呈攝)

他兩手寫文章,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寫社評,在現實的家國世界和虛擬的江湖之間縱橫自如,在知識分子和市民大眾中都擁有廣泛的讀者,在高度商業化的殖民地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灣島上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將《射鵰英雄傳》當作那個年代的「天書秘笈」,卻多年沒有將金庸與《明報》的查良鏞聯繫起來。

作為小說家,金庸的武俠小說到底有沒有文學價值,至今仍不斷引發激烈的論戰。他早年坦承:「我說老實話,我以為我的武俠小說是第一流的,但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不夠資格了,這是真心話。」一九五六年,他談到《書劍恩仇錄》時,認為這只是「娛樂性的通俗讀物」、「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一九六九年他說:「武俠小說本身是一種娛樂性的東西,不管寫得怎樣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他也多次說:「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這一點他實際上做到了。他的小說出於商業動機,卻著力於刻畫人性。他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俠小說之中,創造了一個獨具魅力的虛擬世界。

他經歷了大時代的烽火硝煙,飽嘗過生離死別的痛苦,母親死於一九三○年代的日寇入侵,父親死於一九五○年代鎮壓「反革命」大潮,香港成為他最後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生和死、和平與戰爭,他都有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他的小說中。無論如何,他的小說保持了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當整個大陸陷入反右、「文革」的災難深淵時,他在遙遠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古老的漢語,保留了中國文化的一脈溫情,給無數海外遊子帶去心靈的慰藉。

作為一個報人,他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手創《明報》,他的社評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老《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傳統,他有幸親沐胡政之等一代報人的教誨,雖然為時很短,卻長留在他記憶的深處。老《大公報》人最特出的一點就是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對日本強敵入侵時如此,二戰以後,民族尊嚴遭到傷害時也是如此,無論這一傷害來自遠鄰美國,還是近鄰蘇聯,更無論他們立國的價值觀如何。這一點以後在他身上也得到了體現。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他發表社評說:

人類目前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如何增加生產,因為總生產早已夠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樣使全人類和諧相處。在這件事上,中國人應當當仁不讓,因為任何外國都不及中國的經驗豐富。

我們如果存一種自省精神,對中國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評,必須承認,一般說來中國人遠比外國人狡猾、詭計多端。這正由於中國人累積了數千年的經驗,深知人性的弱點,因而善於利用別人的貪婪、虛榮、驕傲、好色、憤怒等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們重視溫情、家庭、親誼、友誼等等感情,人與人之間少走極端,不愛打官司,不喜歡做到無法轉圜的地步。「仁義孝友」等等道德觀念深入人心,儘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認為理應如此。

他的大量社評傳遞的是中國立場、中國情結。但他是殖民地香港的產兒,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問起他「文革」時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說幾句真話畢竟算不了什麼。」當時毒罵他為「漢奸」的人,有些也許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論若有人敢在大陸提出,方為真正的勇者。他多次表示,香港雖是殖民地,新聞自由卻是很充分的。

他是一個色彩複雜的人物,年輕時讀外交系,香港山頂道寬大的書房裡擺滿了外文精裝書,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響,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他的小說、政論都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產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國主義」情結,和香港商業社會的特質。

有人說他是郭靖,有人從他身上看到陳家洛,也有人說他是「韋小寶的化身」,他對記者說:「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因為我做事畢竟嚴謹的,不可能會這樣瀟灑風流……」與他認識多年的沈西城說,「他一向木訥,不喜多言,他心裡面的話,似乎完全宣洩在他的小說裡,讀者所喜歡的郭靖或者令狐沖,泰半是金庸的化身。不過,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金庸傳》,傅國湧著,印刻文學出版。(印刻文學提供)
《金庸傳》,傅國湧著,印刻文學出版。(印刻文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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