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大量社評傳遞的是中國立場、中國情結。但他是殖民地香港的產兒，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問起他「文革」時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說幾句真話畢竟算不了什麼。」當時毒罵他為「漢奸」的人，有些也許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論若有人敢在大陸提出，方為真正的勇者。他多次表示，香港雖是殖民地，新聞自由卻是很充分的。
他是一個色彩複雜的人物，年輕時讀外交系，香港山頂道寬大的書房裡擺滿了外文精裝書，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響，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他的小說、政論都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產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國主義」情結，和香港商業社會的特質。
有人說他是郭靖，有人從他身上看到陳家洛，也有人說他是「韋小寶的化身」，他對記者說：「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因為我做事畢竟嚴謹的，不可能會這樣瀟灑風流……」與他認識多年的沈西城說，「他一向木訥，不喜多言，他心裡面的話，似乎完全宣洩在他的小說裡，讀者所喜歡的郭靖或者令狐沖，泰半是金庸的化身。不過，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