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兩手寫文章，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寫社評，在現實的家國世界和虛擬的江湖之間縱橫自如，在知識分子和市民大眾中都擁有廣泛的讀者，在高度商業化的殖民地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灣島上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將《射鵰英雄傳》當作那個年代的「天書秘笈」，卻多年沒有將金庸與《明報》的查良鏞聯繫起來。
作為小說家，金庸的武俠小說到底有沒有文學價值，至今仍不斷引發激烈的論戰。他早年坦承：「我說老實話，我以為我的武俠小說是第一流的，但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不夠資格了，這是真心話。」一九五六年，他談到《書劍恩仇錄》時，認為這只是「娛樂性的通俗讀物」、「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一九六九年他說：「武俠小說本身是一種娛樂性的東西，不管寫得怎樣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他也多次說：「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這一點他實際上做到了。他的小說出於商業動機，卻著力於刻畫人性。他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俠小說之中，創造了一個獨具魅力的虛擬世界。
他經歷了大時代的烽火硝煙，飽嘗過生離死別的痛苦，母親死於一九三○年代的日寇入侵，父親死於一九五○年代鎮壓「反革命」大潮，香港成為他最後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生和死、和平與戰爭，他都有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他的小說中。無論如何，他的小說保持了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當整個大陸陷入反右、「文革」的災難深淵時，他在遙遠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古老的漢語，保留了中國文化的一脈溫情，給無數海外遊子帶去心靈的慰藉。
作為一個報人，他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手創《明報》，他的社評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老《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傳統，他有幸親沐胡政之等一代報人的教誨，雖然為時很短，卻長留在他記憶的深處。老《大公報》人最特出的一點就是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對日本強敵入侵時如此，二戰以後，民族尊嚴遭到傷害時也是如此，無論這一傷害來自遠鄰美國，還是近鄰蘇聯，更無論他們立國的價值觀如何。這一點以後在他身上也得到了體現。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他發表社評說：
人類目前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如何增加生產，因為總生產早已夠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樣使全人類和諧相處。在這件事上，中國人應當當仁不讓，因為任何外國都不及中國的經驗豐富。
我們如果存一種自省精神，對中國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評，必須承認，一般說來中國人遠比外國人狡猾、詭計多端。這正由於中國人累積了數千年的經驗，深知人性的弱點，因而善於利用別人的貪婪、虛榮、驕傲、好色、憤怒等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們重視溫情、家庭、親誼、友誼等等感情，人與人之間少走極端，不愛打官司，不喜歡做到無法轉圜的地步。「仁義孝友」等等道德觀念深入人心，儘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認為理應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