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張地方報紙對當地市議會深覺得不滿，於是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議會中的議員有一半是流氓！〉社會人士大譁，議會要求報紙更正，報紙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論的標題是：〈議會中的議員有一半不是流氓！〉
一位記者問總編輯：「什麼是新聞？」他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一位記者訪問了一位要人之後，總編輯問他：「他說了什麼？」「一句話也沒說。」「嗯！你把他的話寫一個專欄，明天見報。」─金庸〈自 扁其說錄〉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明報》頭版刊出查良鏞執筆的社評〈自來帝皇 不喜太子〉，預言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彪沒有好下場：
任何皇帝都想自己千秋萬世，萬壽無疆，所以天性上不會喜歡皇太子。立皇太子，就表示自己隨時有駕崩之可能。中國人對這種不吉利之事，向來極為犯忌。……
昏庸的皇帝不喜歡皇太子，不在話下，但即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不喜歡皇太子。……
以毛澤東這樣的性格，不喜預立繼承人，乃是絕對可以肯定的。從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於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後政權可能落入別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開規定了接班人，這顯然是違反毛澤東本願的。所以如此，當然由於林彪造成了這樣的形勢，好像唐朝玄武門之變之後，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已連載到七○八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奪帥」，殺得難分難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並不是有意要影射「文革」，但他天天關注大陸的時局動向，不經意間受到影響也是正常的。「千秋萬載，一統江湖」，他的筆下是江湖還是江山已並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任我行、東方不敗，還是左冷禪、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都有，在別的國家也有。
一九六六年以來，林彪一而再地出現在他的社評中，自一九六七年起他就多次作出這樣的預測。另一個經常成為他社評話題的就是江青，他多次預測「算老幾」的江青，在毛澤東身後「不知往哪兒躲」。當時，大陸權力舞台上波詭雲譎，熟讀《資治通鑑》的他一面以極大的熱情，另一面憂心忡忡地關注著時局動向，風吹草動，一點一滴，幾乎都沒有逃過他那雙眼睛。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他的社評〈「大家都是在一口鍋裡吃過飯的人嘛！」〉，題目用的是朱德為彭德懷辯護的一句話，他對彭德懷、朱德、賀龍等元勳的處境、命運深表同情，他說，這句話包含了無數的往事，無數的血淚，比之「煮豆燃豆萁」這首詩，有著更多的不平，更多的辛酸。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江青的裙子是「解放裝」〉社評說，「文革」以來，千篇一律都是男女不分的「解放裝」。裙子出現在公眾場合，起碼是八年來第一次。江青穿著灰色、齊膝的中庸裙，上身白色披肩，配以同色的手袋和皮鞋，相當雅致大方而美觀。「女子愛美乃天性，能夠在服飾上求多采多姿，確是人生的樂事。……江青的長褲不是『解放裝』，她的裙子才是真正的『解放裝』，使全中國的婦女能從公式化的制服中解放出來。」人們認為這是大陸自由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進步，外國記者無心欣賞美國訪華籃球隊的技藝，而專注她的裙子。
自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香港創辦《明報》，「十年辛苦不尋常」，他想起十年前《明報》創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龍尖沙嘴那間小小的編輯室中曾寫下：「如果我們能多報導一些社會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們這份小小的報紙能增加讀者們生活中一些喜悅，那將使我們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創刊十年，亦喜亦憂〉社評說：
十年後，《明報》已不怎麼小了。然而，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這十年來卻歷盡了苦難。我們企圖報導整個世界、中國和香港的進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來報紙的篇幅之中，充滿了國家的危難和人民的眼淚。
十年來，吞噬數千萬生命的大饑荒，席捲大陸的「文革」波濤，在《明報》都留下了深深的轍痕，香港也經歷了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騷動」，他本人成了暗殺名單上的六個人之一。
到一九六九年，《明報》已擺脫初創時的艱難，隱然成為一張大報，嚴肅的思想文化期刊《明報月刊》、娛樂性的《明報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報》先後創刊，明報集團粗具雛形，《明報晚報》即將誕生。他從事武俠小說創作已有十幾個年頭，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懇切表示：
我們相信，讀者們喜歡《明報》「客觀報導，客觀評論」的作風，贊同我們「明辨是非」的辦報方針。這方針和作風是永遠不會變的。我們只希望，《明報》今後能有更多令人喜悅的消息向讀者們報導，希望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中，今後會有更多的歡笑，更少的憂傷。
雖然未來還有不確定的因素，但《明報》日銷十萬份以上，從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腳跟，《明報月刊》則在知識分子當中受到尊重。
一九四九年就到過香港的白先勇（一九三七—）說，香港這幾十年來的發展更是一個世界奇蹟，香港人憑什麼創造出這個奇蹟來，簡單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華人地區罕有的自由：經濟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無限的可能，人的聰明才能發揮到極致，香港人便可以無中生有在這塊彈丸之地聚集起驚人的財富。「多年來，當海峽兩岸鐵幕深垂，戒嚴令森森的時刻，香港報紙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盞探照燈，穿過重重封鎖，將我們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歡離合，揭露於世人的眼前。新聞自由的確是香港彌足珍貴的一個傳統。」《明報》「也是香港奇蹟之一」，金庸就是這個「香港奇蹟」的產物，或者說，他參與創造了「香港奇蹟」。
他兩手寫文章，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寫社評，在現實的家國世界和虛擬的江湖之間縱橫自如，在知識分子和市民大眾中都擁有廣泛的讀者，在高度商業化的殖民地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灣島上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將《射鵰英雄傳》當作那個年代的「天書秘笈」，卻多年沒有將金庸與《明報》的查良鏞聯繫起來。
作為小說家，金庸的武俠小說到底有沒有文學價值，至今仍不斷引發激烈的論戰。他早年坦承：「我說老實話，我以為我的武俠小說是第一流的，但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那就不夠資格了，這是真心話。」一九五六年，他談到《書劍恩仇錄》時，認為這只是「娛樂性的通俗讀物」、「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一九六九年他說：「武俠小說本身是一種娛樂性的東西，不管寫得怎樣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這真是個問題。」他也多次說：「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這一點他實際上做到了。他的小說出於商業動機，卻著力於刻畫人性。他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俠小說之中，創造了一個獨具魅力的虛擬世界。
他經歷了大時代的烽火硝煙，飽嘗過生離死別的痛苦，母親死於一九三○年代的日寇入侵，父親死於一九五○年代鎮壓「反革命」大潮，香港成為他最後安身立命的地方，對於生和死、和平與戰爭，他都有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他的小說中。無論如何，他的小說保持了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當整個大陸陷入反右、「文革」的災難深淵時，他在遙遠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古老的漢語，保留了中國文化的一脈溫情，給無數海外遊子帶去心靈的慰藉。
作為一個報人，他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手創《明報》，他的社評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老《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傳統，他有幸親沐胡政之等一代報人的教誨，雖然為時很短，卻長留在他記憶的深處。老《大公報》人最特出的一點就是他們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對日本強敵入侵時如此，二戰以後，民族尊嚴遭到傷害時也是如此，無論這一傷害來自遠鄰美國，還是近鄰蘇聯，更無論他們立國的價值觀如何。這一點以後在他身上也得到了體現。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他發表社評說：
人類目前的當務之急，並不是如何增加生產，因為總生產早已夠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樣使全人類和諧相處。在這件事上，中國人應當當仁不讓，因為任何外國都不及中國的經驗豐富。
我們如果存一種自省精神，對中國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評，必須承認，一般說來中國人遠比外國人狡猾、詭計多端。這正由於中國人累積了數千年的經驗，深知人性的弱點，因而善於利用別人的貪婪、虛榮、驕傲、好色、憤怒等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們重視溫情、家庭、親誼、友誼等等感情，人與人之間少走極端，不愛打官司，不喜歡做到無法轉圜的地步。「仁義孝友」等等道德觀念深入人心，儘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認為理應如此。
他的大量社評傳遞的是中國立場、中國情結。但他是殖民地香港的產兒，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問起他「文革」時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說幾句真話畢竟算不了什麼。」當時毒罵他為「漢奸」的人，有些也許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論若有人敢在大陸提出，方為真正的勇者。他多次表示，香港雖是殖民地，新聞自由卻是很充分的。
他是一個色彩複雜的人物，年輕時讀外交系，香港山頂道寬大的書房裡擺滿了外文精裝書，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響，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他的小說、政論都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產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國主義」情結，和香港商業社會的特質。
有人說他是郭靖，有人從他身上看到陳家洛，也有人說他是「韋小寶的化身」，他對記者說：「我肯定不是喬峰，也不是陳家洛，更不是韋小寶，……因為我做事畢竟嚴謹的，不可能會這樣瀟灑風流……」與他認識多年的沈西城說，「他一向木訥，不喜多言，他心裡面的話，似乎完全宣洩在他的小說裡，讀者所喜歡的郭靖或者令狐沖，泰半是金庸的化身。不過，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沖多了一份狡黠……」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