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專文:從回望傳統文化得到救贖的日本人

2016-02-18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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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日本武士圖片。(環球網)

十九世紀日本武士圖片。(環球網)

泰戈爾在中國的流行,還不算是驚人的事。更驚人的是,類似的描述與接待,同樣地也在歐洲出現。當英國對他已經很冷淡的時候,我們看到最喜歡他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義大利。他之所以一直去拜訪歐洲,是因為大家一直邀請他。而且當他到的時候,像徐志摩這樣的文字就一直歌頌他。從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代表了西方帝國主義巨大愧疚感的湧現。

德國人最喜歡擁抱他了。因為你是印度人,而欺負你的是英國人,今天我們給你溫暖。從中德國救贖了自己。因為一方面他不用去承認自身在殖民主義上的錯誤,同時他又可以救贖自己在殖民主義上的焦慮與不安。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談到二十世紀的印度,我們最熟悉的兩個人就是泰戈爾和甘地(Gandhi)。他們之間有著極有意思的交往。在一九三二年,英國政府硬行通過「印度國會條例」,身體已經非常差的甘地於是決定絕食。當時大家都想,這下完蛋了。因為第一,甘地的精神是,如果別人不讓步他也不會讓步。第二,英國政府不會讓步。所以結論就是,甘地會死掉。甘地絕食的第一天,全印度陷入恐慌。第二天,全印度都在找解決的方法。第三天,總督府發表聲明:「我們不希望甘地死,但是……」也就是他們無法讓步,因為這會讓他們以後很難做決定。第四天,絕大部分的人相信甘地這次死定了。

第五天,讓全印度屏息的一天,這天快結束時,甘地出來告訴大家,他的絕食結束了。因為在第五天的時候,有一個人去看他,這個人就是泰戈爾。

泰戈爾和甘地,政見不同可以為好友。
泰戈爾和甘地,政見不同可以為好友。

當時泰戈爾是一個人進去的。後來甘地說到當天的情況:泰戈爾一進去,什麼話也沒有說,就一直在他的身邊唱歌。唱了一整天的歌之後,甘地跟他說:「我知道你的意思。」然後他就走了出去,宣告停止絕食。這是二十世紀最有名的兩個印度人,最感人的一場會面。

我們當然要問為什麼?為什麼泰戈爾在甘地面前唱了一天的歌,甘地就決定不要絕食了?因為在理念上,泰戈爾是甘地最大的敵人。而在那個法案上,甘地很清楚知道,泰戈爾不會同意他的立場。可是即使存在著這麼大的差異,泰戈爾願意到他的床前,擺明了如果你繼續不吃東西,我就繼續唱歌下去,而感動了甘地。

泰戈爾晚年,一九二八年,六十八歲的時候開始作畫。到他過世,一九四0年,短短的十二年當中,留下了將近兩千幅畫。他的歌和畫,是我們不熟悉的。可是單純從量上看,我們可以理解,我們也應該要尊重,其實他的歌和畫,遠比他的詩、小說和戲劇,更是他真正的熱情所在。他早年的熱情在歌,而他晚年的熱情在繪畫。

加拿大麥米高美術館收藏的泰戈爾畫作。
加拿大麥米高美術館收藏的泰戈爾畫作。

川端康成之所以能代表日本,可以從兩個層面看。第一,他是一個在戰後有意識地重建「日本美」的作家。

川端康成在一八九九年出生,幾乎和二十世紀同壽。一八九九年屬於明治維新時期最樂觀的、氣氛最熱烈的一個時代。因為一八九五年剛打完中日戰爭,沒有多久之後,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又打敗了俄國,這是一個更大的成就。日本先打敗了一個東方的古國,接著又打敗了一個西方的古國。所以當時日本人的野心是「脫亞入歐」──日本不要當亞洲的一部分,要離開亞洲,去做歐洲列強。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有兩項因素讓「脫亞入歐」的政策畢竟行不通。第一是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要當歐洲列強,那麼歐洲打仗的時候就非去參與不可。然而歐戰中日本沒有角色,因為它真的就不是歐洲的一分子。歐戰的淵源,要追溯到哈布斯堡王朝、斯圖亞特王朝、波旁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幾百年來的恩怨,那是歐洲所有王室的最後一戰。歐戰結束,歐洲王室的傳統也跟著瓦解崩潰。所以要站在哪一邊,有時候根本不是國家利益的考量。像是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從國家利益來說根本不需要去參加這一場戰爭。它之所以加入是因為親戚關係、血緣關係,是因為王朝的光榮。

沒有這種歷史淵源的日本,就只能當傭兵,當一個無足輕重的參與者。所以日本雖然參加了大戰,戰後的處置中卻分不到任何東西,也不可能有任何折衝的空間。那是一個很大的挫折,讓日本人看清了,在關鍵時刻他們還是無法成為歐洲人。

第二項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確立了民族主義取代歐洲文化的普遍概念。日本受到這個潮流的影響,也興起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於是日本人愈來愈難接受福澤諭吉的想法,離開日本的傳統、把自己改造成歐洲人。他們回過頭來強調自己作為日本人的那一部分。所以「二二六事變」不僅是少壯軍人奪權、象徵軍國主義興起的第一役,同時也敲醒了民族主義的響鐘。

到了二0年代後期,日本整個國家的方向就完全地轉變了。轉而開始強調「大日本」,意思是,與其到歐洲當人家的小老弟,被人家看不起,倒不如在亞洲稱王。因為要能夠和歐洲平起平坐,並不是到歐洲去加入他們,而是利用亞洲作為腹地,才能夠和歐洲列強平起平坐。於是日本便從「脫亞入歐」,轉向「大東亞共榮圈」政策。

發展「大東亞共榮圈」的過程中,建構了帝國,接著侵略中國,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在一九四五年以投降收場。戰敗當然非常屈辱。絕大部分的日本人,甚至包括許多殖民地的台灣人,都沒有心理準備。他們到那個時候都還相信,日本會走到最後一刻,寧可玉碎,也不會投降。也就是,如果你們這些西方人要征服我,你非得進到我的本土,我會跟你戰到最後。可是沒想到天皇突然之間就投降了。但你也不能怪天皇,因為沒有人經歷過日本受到的恐怖、殘酷毀滅。日本成了第一個原爆的試煉場。

日本人在戰前由於軍國主義,幾乎是全世界最驕傲、最霸氣的民族。到了戰後,卻成了最屈辱、甚至最怯懦的一個民族。日本戰後心理的轉折,到今天都還是非常值得探討的題目。

日本人和德國人不一樣。德國人因為有屠殺猶太人的邪惡包袱,所以要面對的是罪惡感。而日本人必須面對的是失敗。為什麼會失敗?在失敗的過程中,自我定位與理解是什麼?這是日本人所走過的屈辱。這大約也是川端康成成長的過程。從一個非常高傲的民族,經歷了戰爭、自我懷疑到自我否定。

有意思的地方是,川端康成經歷了戰爭,在戰後的第一篇文章裡寫到──雖然他只有四十六歲──「戰爭結束之後,對我而言就是餘生。」他又說,要以餘生奉獻於日本的傳統之美。所以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很清楚的、美學上的自覺。

從左到右:南美川洋子、川端康成、若尾文子、梓英子 (千羽鶴首映,1969)
從左到右:南美川洋子、川端康成、若尾文子、梓英子 (千羽鶴首映,1969)

川端康成寫作的養成過程,其實受到西方很大的影響。可是一九四五年之後,他很明白地將自己與日本傳統之美連結在一起。盡可能地排除、或至少盡可能地融合他過去從西方所學到的技術,用以表達、捕捉日本的傳統之美。

再明顯不過的例子,是他在一九六八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時的經典演說。那篇演說的標題是「日本之美與我」(美しい日本の私)。二十多年後大江健三郎也去領諾貝爾文學獎,對於前輩很不以為然,所以他刻意將得獎感言定名為「曖昧的日本與我」(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之中對川端康成諸多諷刺。大江健三郎不滿的,主要就是川端康成戲劇性地將自己放在日本傳統底下,否認了日本受西方影響的複雜性。川端康成彷彿在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地方,我所有的好處都來自日本文化傳統。」

「時代小說」可不是浮世繪,這個新興類型小說中刻劃的,不是江戶時代的庶民風俗,也不是江戶時代繁盛的商業活動,「時代小說」裡看出去的江戶時代,是一個「武士時代」、「劍俠劍豪時代」。

最有趣的問題,不能不問的問題,為什麼經過美國人的十年看管,日本人非但沒有忘掉武士與武士道,反而美國人前腳剛走,日本人就後腳馬上復興起武士神話來了呢?難道武士道真的在日本社會日本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不只消滅不了,甚至不能須臾離之?

這問題的答案,是也不是。是的,武士道對日本人很重要,沒那麼容易被取消。然而,武士道會那樣在戰後捲土重來,一部分卻要怪美國人自己。

戰後「時代小說」的出現,跟一本書有密切的關係。一本美國人寫的書。

美軍占領時期,貧困殘破的日本,沒有放棄閱讀的習慣。那幾年內,全日本最暢銷的書,數來數去,一定要數到露絲.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寫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班乃迪克(維基百科)和1946年初版的《菊花與劍》(左),中文繁體新版(中)由遠足文化出版。
班乃迪克(維基百科)和1946年初版的《菊花與劍》(左),中文繁體新版(中)由遠足文化出版。

《菊花與劍》是一本解釋日本文化的書,如果考慮這書寫作的背景與過程,這樣一本書會在日本暢銷,簡直不可思議。班乃迪克是個人類學家,但她不會說日語,也不懂日文,更誇張的是,她甚至從來沒有踏上過日本國土,做過一天的田野調查。

班乃迪克的《菊花與劍》,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緊急產物。美國人太驚訝了,為什麼會冒出一個像日本這樣的敵人,其行為完全超乎預期,他們迫切需要了解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班乃迪克帶著她的文化人類學訓練,以及口譯,進到戰爭當中「在美日人」被收管的集中營,靠對這群「在美日人」的訪談,快速做出對日本的解釋,供美國人,尤其美國軍方判斷日本人的行為模式。

美國人對日本太陌生,只好依賴班乃迪克的解釋,可是日本人呢?唉,戰敗的日本人,也不了解自己。戰敗的經驗,影響之廣,難以想像。戰前的是非總總,戰後都崩潰翻轉了,戰敗的日本社會最難面對的,不只是恥辱,不只是貧窮,還有深刻的困擾。

第一項困擾,是正義標準如何重建。戰前的英雄變成戰後的戰犯,可是還有很多戰爭中的行為,該如何在戰後新環境裡評斷?什麼是罪,該受怎樣的罰?在戰後混亂中,人還能相信什麼普遍的正義標準嗎?

第二項困擾──日本到底是什麼?日本人是誰?未來的日本應該保留什麼,還能保留什麼?

《菊花與劍》幫日本人解答了第二個大問題,用美國人的觀點提出了答案,因為是美國人講的,不是日本人自己講的,所以在戰後的背景中,有了特別的權威。而班乃迪克解釋的日本是什麼?是對美的執迷,與對暴力的崇拜,奇異的矛盾統一。「菊花」與「劍」所象徵的,或者該說,這兩項象徵的來源,不正是武士嗎?

美國人一走,寫江戶武士的「時代小說」就興起,因為循著班乃迪克畫出的線,日本人畢竟只能回到武士道中才能重建自己的認同。不過「時代小說」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戰前武士道與軍國主義的連結,寫的不是集體中的武士,而是孤單追求著劍道與義理的劍俠、劍豪。

「時代小說」寫的雖然是江戶時代的武士,然而骨子裡真正反映的,卻是日本戰後新身分新認同的掙扎,在心靈的廢墟上,抓著想像的孤獨武士,日本人重新認識自己,肯定自己。

順帶附筆一句,與「時代小說」幾乎完全同時流行起來,還有另一種類型小說,那就是松本清張帶頭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因為「社會派推理小說」具體且勇敢地探討了罪與罰的實際存在狀態,正好碰觸到了日本人對於正義迷惘的那根敏感神經啊!

作家楊照(Vivien Chen/楊照臉書)與新作《《地熱:閱讀札記II》(群星文化)
作家楊照(Vivien Chen/楊照臉書)與新作《《地熱:閱讀札記II》(群星文化)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地熱:閱讀札記II》(群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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