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川普政府比近年任何一屆美國政府更公開支持臺灣政府。不只川普，我們同樣有理由預期拜登政府將繼續執行這項政策。若拜登贏得總統大位，很可能出任國防部長的蜜雪兒．佛洛諾伊（Michelle Flournoy）便曾在今年三月的訪談中表示：美國「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以不對稱的方式思考我們該如何加強嚇阻。要麼用『抵制性嚇阻』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侵略，要麼就得提高中國武力犯臺的成本，讓他們得冒失去所珍視東西（例如海軍艦隊）的風險。他們才會懂得三思而後行，說聲：『好吧，也許我們不想今天入侵臺灣』」。中國國營媒體如今正公開討論這種入侵的可能性。如果有什麼事能將第二次冷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征服臺灣並消滅其民主的野心。
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是一場災難。但我曾在別處主張，一場「純粹的」冷戰不只無法避免，同時還有可取之處。因為這能讓美國不敢再自得意滿，轉而更認真努力不讓中國在人工智慧、量子電腦與其他重要戰略科技上超越美國。但我這項「我們應該學會停止煩惱並愛上新冷戰」的觀點，卻遭到大力抵制。Google前董事長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主張，應該建立一套「競合」（coopetition）模式，讓中、美兩國導向「競爭性合作關係」（rivalry-partnership）。在這個模式中，美國與中國將以三星與蘋果行之有年的方式，既競爭又合作。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呼應這樣的想法，他認為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經使美國「不可能清楚辨別中國到底是敵還是友。競爭性合作關係聽起來可能很複雜，但人生本來就很複雜」。
他們的主張聽起來都很合理。但他們忘了一件事：中國共產黨不是三星。今天支持「競爭性合作關係」的人，就像前一場冷戰抱持鴿派立場的學術圈一樣（特別是一九六八年後），忽略了中國人對「亦敵亦友」（frenemies）的關係可能並不感興趣。中國人很清楚這是一場冷戰，因為這場冷戰是由他們先開始的。當我去年首次在會議上公開談論新冷戰時，我很訝異竟沒有中國代表反駁我。我在九月問他們其中一人（一位掌管重要國際機構的中國人）為何沒人反駁我。「因為我同意你！」他笑著回答。作為北京清華大學的客座教授，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的意識形態轉變。研究諸如文革等禁忌主題的學者，紛紛受到調查或面臨更糟的災難。而對西方採取好鬥立場的人則步步高升。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閻學通最近論稱，新冷戰將會是一場純粹的科技競賽，而沒有上一場冷戰的代理人戰爭與核戰邊緣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文化縱橫》的訪談中（四月二十八日出刊）同樣坦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其實已經形成了『新型冷戰』的局面，」他說，「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鍋的需要（指誰該對疫情大流行負責）。」「其次，」他補充說，「現在西方想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制度問題，他們說中國能（在湖北省）做到這麼嚴厲的防控措施，是因為你是一個非民主的社會，所以有這麼大的權力與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