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國關係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1923-2020）生於日本殖民時代、長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中年時，以留日、留美農業經濟博士的優異學經歷，後加入國民黨並受蔣經國一路提拔，而成為他的接班人。他也是台灣第一位土生土長的本省籍總統。

人稱「阿輝伯」的他在12年（1988-2000）的總統任內，帶領台灣完成民主化的寧靜革命，不僅奠定了台灣今日多黨競爭的民主政治體制，也為自己在國際上贏得了「民主先生」的美譽，但他在1999年揭櫫台灣和中國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兩國論」，雖然確立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定位，卻也揭開兩岸關係長期的對立和隔閡。不過，這位躍上《時代雜誌》封面的民主先生因間接導致國民黨於2000年失去政權，而被開除黨籍、且長期不見容於國民黨人，尤其卸任的他由藍轉綠，轉而以民間人士身份，大力支持台灣的獨立運動。李登輝近百歲的一生宛如一部台灣近代史，反映出台灣人在國族認同、兩岸統獨爭議和追求國際定位上等諸多面向的掙扎。

2008年的李登輝。（美聯社）

對於他的功與過，五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跨黨派人士和歷史學家褒貶不一。

國族認同轉變

華人民主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說，因為生於皇民化家庭，年輕時的李登輝是個日本人，但不見得有皇民意識，後來，隨著國民政府遷台，他變成中國人，1947年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他因為心懷深切的祖國情懷，一度參加中共在台的地下黨，直至認知到共產黨的不可期待，因而轉為堅決反共、維護民主的政治人物。從日本人、中國人、到最後真正擁抱自己台灣人的身份，曾建元說：李登輝「代表台灣那一代知識分子在認同上的心路歷程和轉變」，李登輝自己也曾感嘆過，說這是「生為台灣人的悲哀」1968年，李登輝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到台灣，因為農經長才受到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賞識，並自1971年起，加入國民黨，開啟他在國民黨內的從政生涯、也是他自己口中「一段奇妙的旅程」

他從1972年正式入閣，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到後來歷經官派台北市長、台灣省政府主席，乃至1984年正式出任副總統，這十多年間，雖然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有所謂的「吹台青」政策，開始啟用台灣本省仕紳，但為何李登輝會脫穎而出，得到蔣經國的刻意栽培？

「吹台青」政策下的佼佼者

現任台灣國史館館長的陳儀深說：「他有一個好的學經歷背景，信仰基督教，為人恭敬、又謙恭」是李登輝比當年的台籍政治人物（如林洋港和邱創煥等人）略勝一籌的關鍵，當時，蔣經國也曾評價「李登輝同志各方反應亦深以為得人」是歷史的偶然、又或是宿命，蔣經國於1988年病逝，臨危繼任總統大位的李登輝出現在鎂光燈前，「高大、龍行虎步」的他讓普羅台灣大眾有了那麼一點出頭天的感覺和信心，陳儀深說。但現實的歷史沒有那麼浪漫的，初掌權的李登輝權力並不穩固，因此，這段時間檯面下的國民黨政爭波濤洶湧，也是李登輝用盡權謀、對付黨內政敵的階段，這是一場以他為首的本土勢力主流派對上外省精英的非主流派的激烈政爭。曾建元說，李登輝雖然權謀，但也很有智慧，「他不會對敵人趕盡殺絕，相反地，他在追求政治目標的過程中，會把政敵從阻力變成助力，再形成一種合力，以達到他所追求的政治目標，這是李登輝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例如，曾建元說，在黨內的運作上，李登輝曾經提拔軍系郝柏村，一方面拉攏軍權，一方面利用郝柏村來推動民主化，又例如，他把黨外和野百合學運（1990）的反對聲浪化為他的外援，來反制國民黨內反對他的非主流勢力。曾建元說，李登輝也把這一套策略運用在台灣的國際和兩岸關係上，運用台灣的民主價值來贏得美國的支持、且克服內外逆境，使他得以在1995年返回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演講，成為台灣有史以來首位訪美的總統，也是當時台美外交關係的最大突破，雖然後續也引來北京的反彈和台海飛彈危機。

功在台灣民主

陳儀深說，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始於蔣經國晚年的解除戒嚴令，但90年代開啟的民主化是李登輝對台灣最大的貢獻。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從1990年的國會全面改選到1996年的台灣總統直選，在這一場為擴大人民參政權的「寧靜革命」後，台灣因此有了一個新的憲政體制，雖然還掛著「中華民國憲法的招牌」，但已經透過增修條文台灣化、民主化，而且促成後來三次的政黨輪替，都是在李登輝任內所奠定的制度。前民進黨主席姚嘉文說，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和台灣總統直選其實都是民進黨的政治主張，但他也說，李登輝的台灣人身份得到本土勢力的支持，是民進黨當年願意和李登輝合作、推動諸多政治改革、民主自由化和台灣國際化的原因。民進黨內的台獨教父彭明敏也推崇李登輝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他說，李登輝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份，他的國民黨主席身份被賦予要推動統一中國大業的使命，因此，民主不一定具優先性，可是，他的台灣人身份又讓他沒有大中國的包袱、且給了他要強化台灣認同、推動民主的使命。

聯手民進黨 力推政改

彭明敏說：「他如果用台灣人的身份（談）強化台灣認同，大家（台灣民眾）都（聽的很）高興，但若以國民黨人的身份講的話，大家都不想聽。」

時勢所趨，台灣的民主化勢不可逆，而且透過李登輝把民主功跡留在了國民黨內，因此，姚嘉文說，其實李登輝也幫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找到了定位，就是民主化和本土化，如果當時國民黨願意繼續走李登輝的本土化政策，就不會流失台灣的支持者，也就「不會被本土意識濃厚的民進黨所打倒了。」陳儀深也說，李登輝的路線不僅是讓中華民國台灣化，也還包括了要推動國民黨的台灣化，他也的確在90年代為國民黨開闢出了一條路，亦即，不需要透過戒嚴或大規模的買票、賣票，就能正大光明贏得選舉。他說，國民黨之所以由盛轉衰，真正的帳其實要連戰當家後算起，因為連戰在統派基本盤支持者的壓力下，放棄了李登輝的台灣化路線，而改走擁抱北京的路線，才是國民黨真正衰敗的開始。但國民黨內還是普遍把2000年失去政權的責任推給了李登輝，說他刻意扶植民進黨，終結國民黨。國民黨前國發院院長林忠山說，李登輝是「一代梟雄」，但也是「毀國滅黨」和「民族罪人」，他說，李登輝一上任，就在國民黨內搞分裂和鬥爭，耗盡黨內人才，他又放棄中國史綱，改用台灣史綱，且扶植民進黨，他還違背憲法，把中華民國的主權只限縮在台灣，形成為台獨鋪路的理論基礎。

黨國本土化路線失政權？

林忠山以真正的「台獨教父」形容李登輝，批評他聯合國民黨內的獨台分子和支持台獨的民進黨，讓台灣走向更仇中、反中，而且只親美、日的路線。

林忠山雖然讚許李登輝確有容忍異己聲音的雅量，也真正尊重言論自由，但對於他「用人唯利」，縱容派系和財團形成台灣政壇的「黑金」勢力，給予滿滿的負評。李登輝於2000年被逼宮下台，代表他在推動國民黨台灣化的路線上，吃下敗陣。

在兩岸關係上的處理上，相對於國民黨人普遍的負評，曾建元倒是以有策略和有遠見來肯定李登輝。曾建元說，李登輝在處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會運用他過去在台共的人脈，例如，他當時他的王牌密使曾永賢等人，穿梭兩岸，來處理中共可能出現的反彈和干預。陳儀深也說，李登輝在北京關係的處理上，也有一定的規劃和步驟，絕非亂無章法。以1996年台海危機為例，史料顯示，李登輝早就派密使去和北京接觸，因此，雖然情勢緊張，但兩岸還是有默契、維持一定的底線。

務實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而且，李登輝早在1996年就拋出「戒急用忍」政策，以期阻斷台商產業西進、壯大中國的步調，雖然一度引起爭議和商界的負評，而且最後也以失敗告終，但曾建元說，對照於美國國務卿龐畢歐上週在南加州題為「共產中國和自由世界的未來」之演說，恰巧彰顯出李登輝的遠見。至於，李登輝在1999年透過《德國之聲》所提出的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雖然中國不接受，但曾建元說，那類似東、西德的制度設計其實才是兩岸關係最務實的最大公約數，因為其「一國兩府」的內涵讓台灣對外能務實地擁有國際地位和國際發展空間，這符合台灣人的追求，但對內，台灣和中國基於兩岸特殊的歷史、文化和憲法連結，還維持著「非外交」的關係，這也符合中國的大政綱領。不過，姚嘉文透露，當年李登輝幕僚對此向民進黨人說服：「一國」是假的，「兩府」才是真的，因為一向主張「兩國兩府」的民進黨是不可能接受一中。李登輝當年要用「一國兩府」來抵制中共的「一國兩制」，虛虛實實中似乎也顯現，老李這位民主先生在經營國政和兩岸論述上有屬於他那個時代獨到的論述能力、權謀和機鋒。

幾個月來，中英外交官們為如何表述不斷升溫的兩國關係而絞盡腦汁。部分原因在於，現有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表述難以體現中英關係的特色。

叫什麼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目前每個人都感受到了中英合作快速升溫帶來的熱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是在此背景下將於10月19日至23日展開其對英首次國是訪問。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表示，習主席將與英方領導人共同開啟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

強烈的政治意願

中英關係急劇升溫，得益於兩國政府強烈的政治意願。今年3月英國作為首個西方大國率先表態加入亞投行；9月，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訪華，參加了眾多會議和活動，為尋求「一帶一路」商機還作為英國首位內閣大臣到訪了新疆。但媒體似乎只記住了他講的一句話，「英國希望成為中國在西方的最佳伙伴」。很顯然，如果唐寧街10號沒有強大的政治意願和勇氣是不會做出率先加入亞投行決定的，奧斯本也不會作上述表態的。

中國近年也不斷表達了與英國加強關係的意願。

中國既看重英國本身作為一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作用，同時也看重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歐盟大國，在國際多邊機構中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力。正如習近平主席今年3月2日會見到訪的威廉王子時所指出的，中英兩國都是世界上有影響的大國，擁有廣泛共同利益，肩負著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責任。

近年來中英高層訪問、互動頻密，也反映了兩國政府對於發展中英關係的巨大熱情。2013年12月卡梅倫首相訪華，2014年6月李克強總理訪英，在半年多一點時間內兩國政府首腦實現了互訪。今年中英雙方高層互訪可能是近年來最多的。中國方面，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以習主席特使的身份以及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外長王毅均到訪英國。英方除財政大臣奧斯本外，外交大臣哈蒙德也訪問了中國。

國際上對中國崛起的反應不外乎有人認為機遇多，有人認為挑戰多，而英國政府顯然是屬於將中國的發展視為機遇的一類。奧斯本9月訪華前在英國《觀察家報》撰文清楚指出，我們應該擁抱中國，而不是擔心它崛起。「我們希望與中國建立一種能給我國帶來黃金十年的黃金關係。這是個英國不能錯失的機遇。」卡梅倫則在2010年擔任首相後首度訪華時就明確反駁了「中國崛起是威脅」的說法，稱中國的崛起是一個讓世界發展、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以及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機遇。

「新互補性」拉近中英

當前中英兩國走近受到了新的互補性的推動。

過去數十年，中英、中歐，以及中國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的發展均有賴於一個較為穩固的經貿合作基礎。這一以互補性為顯著特點的經濟合作基礎，也經常被稱為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壓艙石」。

近年來，中英關係出現了一種新的互補性，這首先表現在英國對中國投資的渴望上。對於英國來說，過去中國的吸引力在於其具有巨大潛力的消費市場，以及進口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產品。而如今，相互市場的重要性仍然極其重要，但與此同時投資在兩國經濟關係中的分量在日益增大，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在英投資急速上升。英國財政部商務大臣賈維德稱，2014年英國獲得的中國投資超過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獲得中國投資的總和。

中國對於英國服務業的重視也構成中英新互補性的組成部分。中國過去主要看中英國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以及市場。這些依然重要，但隨著中國經濟從投資拉動到消費拉動的轉型、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英國在金融、設計、文化等領域的傳統優勢正日益成為兩國利益的新契合點。

中英新的互補性還突出表現在，雙方認識到兩國在應對涉及地區和全球挑戰方面的不可或缺性上。在伊朗核問題、抗擊埃博拉等問題上，中英合作取得了成效，未來兩國將就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問題展開積極合作。

總之，隨著新形勢下兩國共同利益的擴展，中英關係將實現兩個超越，一是超越簡單的貿易關係，向涵蓋貿易、投資、金融等多領域、均衡化方向發展，二是超越雙邊本身，向全球層面和多邊領域合作方向發展。

豐碩成果可期

中英均期待習近平主席的英國之行為兩國合作帶來新的成果。訪英期間，習主席將受到英方高規格的接待。在參加英國王室安排的各種活動的同時，英國首相府還特別安排了習主席與卡梅倫在首相官方鄉間別墅契克斯的「中英版莊園會晤」。

在經過雙方大量的精心凖備後，核電、高鐵、金融等方面將成為兩國在經濟領域合作的亮點。

中國參與投資建設英國核電站建設的可能性很大，特別是英國政府同意給予中國20億英鎊（約合195億元人民幣）的政府擔保之後。該項目涉及中、英、法三方合作，以中國廣核集團為首的中國核電企業若能夠參與投資建造，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意味著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將落地英國，而這也將是中國核電企業在發達國家市場的首個突破。

可以期待中英合作的另一大項目是英國高鐵2號工程（HS2）。在這方面，中國中車集團具有很大優勢。高鐵2號工程是英國政府重新平衡英國經濟和打造「北方經濟引擎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連接倫敦至伯明翰的高鐵線路，預計2017年動工，2026年通車；第二階段是分別連接伯明翰至曼徹斯特和利茲的V形高鐵路線，計劃2033年竣工。

在金融領域，中英合作取得重要成果也值得期待。據英國《金融時報》10月14日報道，在習主席訪問期間，中國將宣佈在倫敦發行人民幣政府債券，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中選擇該市作為首個開闢主權債務市場的海外金融中心。

除經濟領域的合作外，中英領導人無疑還會就重大地區、國際熱點，以及全球性挑戰進行深入討論和磋商，以利於兩國開展積極有效的合作。

（責編：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