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嗷嗷待哺的年輕助教們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的軍事、經濟和社會結構陷入一片混亂，對協約國的鉅額賠款與國內的惡性通貨膨脹造成民生艱困，許多家庭的日常生活難以為繼，遑論進行諸如科學、文化與藝術活動。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3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正是在這一段期間從文法中學（Gymnasium）畢業，接著於1920年秋季進入慕尼黑大學......

20世紀初葉，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因創立量子力學理論而獲得1933年諾貝爾物理獎。海森堡出生於1901年12月5日，1911年九歲受完四年小學教育後，隨即進入「文法中學（Gymnasium）」就讀，1920年暑假畢業。當年秋季，他接著進入慕尼黑大學進一步學習，為將來從事高深學術研究作準備。海森堡的博士論......

本文要講三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母語」故事。（一）因為建構「波動／量子力學」理論而獲得1933年諾貝爾物理獎的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的故事，（二）因為提出原子能階及電子軌道量子化而獲得1922年諾貝爾物理獎的波耳（Niels Bohr, 1885–1962）的故事，和（三）大名鼎鼎的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愛因斯......

作為一位低溫實驗物理學家，安裝和運轉過許多精細、複雜儀器設備，並例行指導學生進行樣品製作和測量，加以在台大任教過九年，在交大任教超過二十五年，對於大學實驗室安全，筆者有些意見，陳列如下。

2021年4月中旬，因緣際會，我應邀對陽明交通大學「百川學士學程」大一學生做了一場兩小時演講。原先，本擬以「從量子物理到知識經濟的幾個例子」為題，因為我先入為主以為學生應大多來自理工學院。直到演講前幾天，才獲知該學程的學生以人文社會學院學生為主。因此，臨時將演講題目修改為「從科學看周遭」。

地球暖化與極端氣候是一個日趨嚴峻的攸關社會發展與人類生存的議題，最近幾年的夏天酷暑與冬天嚴寒、及季節性／區域性的乾旱或洪災，已經是多數人的切身之感（痛），而不僅止於遠不可及的媒體報導而已。

先容許簡短說明一下我的個人學術背景和經歷，希望讀者能認同這些經歷應有足夠資格談論「學位論文是否應立即公開？」這個議題。大學畢業和服役後，我到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及擔任過兩任博士後研究員，於一九八八年回國，先在台大物理系任教九年，之後到新竹交通大學任教至今年二月退休，專長是實驗低溫物理學。

新竹市號稱「科學城」，但是科學城的國家幼苗（中小學生）、科技新貴（園區員工）、國士無雙（大學師生），和一介草民（芸芸眾生）等等，都沒有「行的自由」。他們的行的自由近在眼前，遠在天邊。

筆者雖非電機電子領域出身，也不在半導體產業工作，但做為一位低溫物理實驗學家，我一直對這項橫跨科學與人文的人類文明史上的最高成就之一：「摩爾定律（“Moore’sLaw”）」，倍感好奇與充滿敬意。

聯合報最近幾週連續討論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的執行成效，在一系列報導中，記者指出玉山學者計畫執行成效不彰，所以下了〈【大咖學者挖不動？／上】玉山學者愈來愈少，頂大揭現況：退休教授來台領退休金〉、〈【大咖學者挖不動？／下】3年500萬挖角美教授頻碰壁，『陽春學者』來台成阻力〉、〈玉山計畫燒完錢留下什麼？政府應優先思考永續性〉等令人難堪、難過，甚至觸目驚心的標題。

日前，行政院政務顧問鄭宏輝先生在風傳媒發表一篇文章：〈竹科40年，期待新竹捷運元年到來〉。鄭先生說：「就算今年全球受疫情影響，經濟大受打擊，竹科營業額卻不減反增，在今年前10月就已突破一兆元的營業成績，帶領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站穩腳步。」他又說：「對一個產業集中、經濟高度發展且人口持續正成長的新竹市來說，交通的重要性不僅決定了產業的興衰，同樣也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品質。」文章最後，鄭先生總結寫道：「我認為新竹市作為台灣的科技重鎮，更需要有前瞻的交通規劃，用智慧交通打通新竹市的任督二脈，建立一個高效率且高品質的新創新竹。」

日前陽明大學郭旭崧校長在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火網評論：防疫謹記3原則，台灣不要內鬥〉，文章寫得極好。該篇文章指出一個社會的防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目標如果過度追求「零確診」，會不幸落入「零的迷思」，從而消耗社會有限資源，並造成無謂的醫護人員的時間以及成本的虛耗。甚至可能在將來萬一疫情不幸爆發，多人同時感染之際，催發醫療系統的崩潰。

教育的成敗，關乎一個國家社會的「軟實力」，應毋庸置疑。學前、小學和中學（高職）的教育，旨在培養每一位國民，作為一個稱職的現代國際社會公民，在群體生活中應具備的基本品格素養、生活常識，及科學與技術知識，並訓練個人將來的獨立性與謀生技能。高等教育的目標，則一方面在於提升藝術與人文境界，創造科學新知識，深化學術思想；另一方面則在於厚植應對國家當前（和將來）的政治、經濟、交通、食物、健康、能源、社會安全保險，等等問題與面向的規劃、落實及執行的實力。同時，肩負培養下一世代的不同領域人才的視野、態度、能力，與面對疾苦的同理心。

本文擬簡短回應2020年1月20日「風傳媒」刊登的文章：〈台灣的基礎科學研究，怎麼了？〉一文。筆者認為，台灣基礎科學研究國際排名低落的幾點主要原因如下：

教育部從二〇〇五年起推動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俗稱五年五百億計畫）和從二〇一八年起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簡稱深耕計畫），對台灣高教現況的幫助巨大，否則過去十多年，國內大學的日常運作與世界排名會更艱辛與難堪。（與五年五百億計畫不同，除教育部之外，科技部也參與補助和推動深耕計畫。）

前言：「時代創造英雄，英雄創造時代。」由於百年來量子力學的發展成熟，造就了20世紀中葉迄今的全球半導體及電子學科技世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由於個人人格特質及家庭背景因素（張校長是二二八受難家屬），張校長的一生見證了台灣半導體和電子產業的誕生、興起、繁盛，並站上世界舞台。張校長出生於1937年，逝世於2018年，他成年後的一甲子人生奉獻給了交通大學的教學、研究，行政與校務擴充及發展。1960年代張校長參與了國內第一間電晶體實驗室在交通大學的建立，及隨後的第一顆電晶體的製成和將integratedcircuit （縮寫作IC）命名為積體電路。他是台灣第一位國家工學博士（1970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96年），及我國第一位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00年）。張校長曾獲得總統科學獎（2007年），辭世後總統府特頒褒揚令，表彰他對半導體產業與高等教育的卓著貢獻。張校長是交通大學在台建校的第八任校長，任期為1998年至2006年，任內推動了「基礎科學教學研究大樓」的興建。

幾十年來，教育部和科技部一直相信遠來的和尚才會念經。如果這一條「捷徑」有效，台灣現在應該已經有了幾所大學進入「世界百大」，而且產業應該已經達到高度知識經濟化的程度，廣大民眾也應早已不再為低薪所苦。可惜事與願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國家社會的人才培育與落實，從來沒有捷徑。

日前，聯合報一則標題為「世界人才報告我退步4名攬才慘輸 教部：之後會見成效」的報導中說，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IMD）本月19日公布的「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在接受評比的全球63個國家或地區中，台灣排名第27，比去年退步4名，輸給新加坡、香港及馬來西亞。其中「吸引與留住人才」、「人才準備度」及「整體教育公共支出」表現略為遜色，是退步主因。但是，該報導中同時指出：「教育部表示，107年度起已推出高教深耕計畫加強留才攬才，有信心未來能看見成效。」報導中還說，教育部強調，「這項評比應是針對去年資料進行分析，今年度起教育部推出多項計畫，加強留才及攬才力道，後續會看見成效。」

談論高教問題，對整體社會來說，或許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吹皺一池春水而已。但一個社會不能沒有文化的穩固傳承與持續深化，更不能缺乏科學與技術的創新，這些角色都有賴高教來承擔。文化和科技，與政治、經濟、人口、土地、資源、環境等種種面向，環環相扣，雖然有時隱而不顯，卻決定性地影響國民的平均薪資高低、大眾的民生福祉，和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發言權與受尊重程度。如要積極面對與釐清，並具體解決這些交雜錯綜的龐亂問題，從而創造一個「衣食足而知榮辱」，有「品味」而不永遠停留於「人情味」的（農業心態）社會，則高教人才的參與與擔當，責無旁貸。

前二個月已經寫了二篇關於玉山計畫的文章：〈玉山計畫是個急就章，注定船過水無痕〉，和〈玉山計畫，注定荒唐〉。本來已不想再花費時間，談論這個問題了，但是看到這幾天的玉山（青年）學者名單的公布情況，以及隨後的媒體追蹤報導，覺得不得不再寫一篇，鄭重請問——應是「質問」！——教育部和政府，「你們」對國內教授——「我們」——的態度，是否就是抱持晚清年代慈禧太后和其權貴們對待「草民」的態度一致：寧與外邦，不與家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