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一個多元宗教的國家，光從羅斯福路沿著新生南路往北走，不僅有基督教（Protestantism）浸信會、信義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有天主教臺北聖家堂，更有伊斯蘭教臺北清真大寺，台北市政府把這一段路稱作「天堂路」廣為宣傳。
不過，實際上我們現在生活的日日夜夜，縱然台灣多數人不是基督徒，我們也因為所使用的西元紀年，而與基督宗教連結起來。西元紀年元年，即是以早期基督宗教神學家，依據當時年曆所推估的納匝肋人耶穌（Jesus of Nazareth）的出生年作為元年，所以，今年2022年所指則是耶穌的2022歲，我們每年慶祝的跨年，正式慶祝耶穌新增1歲，實際上我們的日常生活，隨著西化與現代化，早已與基督宗教連結起來。
這篇文章我不打算深入去談神學問題，更不觸及宗教信仰，我想深入談談台灣的外交，特別是台灣（中華民國台灣）目前僅剩的14個邦交國，又以其中唯一一個歐洲友邦教廷（the Holy See, 梵諦岡）為主要的討論對象。
教廷現任元首方濟各
教廷現任元首，第267任教宗方濟各，本名豪爾赫·馬里奧·伯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他出身中南美洲阿根廷，年輕時想成為醫師及化學家。後來選擇回應召叫（vocation）加入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成為一名耶穌會修士，度修道人的生活，如果換成台灣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也就是成為一名僧侶（monk）。
伯格里奧經過修院及神學院的培育，以耶穌會士身分成為神父，並在日後的服務生活中，逐步經歷耶穌會阿根廷省會長、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總主教，並在2013年獲教廷樞機團秘密選舉，選認為教宗，並選擇他的稱號為西元13世紀義大利亞西西聖人方濟各（Francesco），以聖方濟各親近自然、無財產且關心社會弱勢的表徵，突顯教宗方濟各對大自然及貧苦人的關懷。
伯格里奧的就任，外界多半認為有幾個特徵，首先他是教會內的改革派，其次他來自耶穌會，並且是耶穌會第一個教宗，第三他來自中南美洲也是中南美洲第一個教宗。正如前面所說，台灣不是一個天主教國家，也稱不上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伯格里奧的背景對我們為什麼重要？
耶穌會創會初期，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遠赴重洋從西班牙來到東亞，把天主教傳到印度及日本，並指向中國。但他沒有順利進入中國，聖方濟各·沙勿略1552年因染上瘧疾而病逝。但在他病逝同年，另外一位與中國近代發展史息息相關的耶穌會士誕生——利瑪竇（Matteo Ricci）。從利瑪竇和明朝的關係，我們可以很快速連結上國高中時在歷史課本讀到的中國現代化歷史，利瑪竇為中國帶來科技和數學，但很少在國民教育中提到，利瑪竇來到中國也把天主教帶進中國，並在中國開始扎根。
耶穌會
耶穌會是一個指向中國、傳播天主教信仰的修行團體，這份工作是一份尚未完成的工作，並且對耶穌會士來說是神聖的旅途。教宗方濟各曾在2014年對義大利媒體說，他嚮往中國，更曾在他拜訪日本過境中國領空時，誠摯向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發送問候電函。
教宗方濟各也在他就任後不久，隨即展開與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新一輪的教廷與中國官方協商。外界無不思考，教廷是不是即將與中國建交？要不這麼多動作，教廷為的是什麼？
糾結不清的情緒與實質權力關係
近現代台灣與中國有糾結不清的情緒與實質權力關係。1945年臺灣脫離日本殖民，1949年在中國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統治台灣，並把中國文化重新以國家的力量樹立為正統，帶進民眾的日常生活。台灣在政治實質權力上不等於中國，當代中國人也無法實質統治台灣，然而自中華民國政府繼承而來，當前操作在中華民國台灣政府手中的遺緒，仍有許多帶著「中國」的影子，這就包含了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
多位前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例如戴瑞明、杜筑生，都曾在公開場合說過他們在教廷代表的是「中國大使」，而非中華民國大使，更非台灣大使。顯見在國際政治實務上，台灣某個程度，還是扮演著過去那個統領所有中國領土的「中國」角色。
在這個狀態之下，台灣實質主掌著教廷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並擔任教廷眼中的那個「中國」。只是，教廷也是個務實的團體，在國際法上，教廷也是個務實的主權國家。考量到中國廣大的傳教所需，以及耶穌會指向中國的傳教願望，教廷不會願意始終無法踏到中國領土上，而把所謂的中國侷限在台灣這個小島上。
所以，教廷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教廷有他殷切期盼的願望。但又同時必須顧及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人民的感受。這就是教廷推動其外交關係的立體背景。
什麼是「越南模式」？
什麼是「越南模式」？從2014年一波波教廷與中國正式外交談判的過程，許多媒體人擔憂，教廷即將放棄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進一步如同其他小國一樣，與台灣斷交轉與中國建交。然而，輿論爆炸以來8年，教廷與中國建交的事，仍然原地踏步，只留下一個「可能比照越南模式」的說法，但什麼是越南模式？
而越南模式最突顯的樣貌，就表現在「如何任命主教」。主教是教宗的左右手，教宗透過世界主教會議，掌握全世界各地教區的發展狀況，並且透過主教述職，指使各地教會如何發展。這是一個全然君主制的專制體系，主教有服從教宗的義務，這不僅是道德勸說，他在天主教法典中明文規定，縱然天主教法典採取較為溫和的說法鼓勵主教與教宗互相合作促進教務發展，但實質上的權力關係，仍可從每次宣布新任主教時，由教宗代表宣讀任命「詔書」的過程看出端倪。
主教——教宗直接指使的代理人
換言之，主教就是教宗在各國國內可以直接指使的最主要代理人。共產黨害怕反對教會的立場會招怒教廷，正如同1942年起，教廷制定一系列法令，要求天主教徒不得加入共產黨，並在國際間撻伐共產黨那樣，打壓各地共產勢力。
共產黨更害怕教宗藉著主教，以及主教轄下的神父及執事，暗中調查各地情報，並將這樣的情報提供給歐美等西方基督宗教國家。共產黨同時也害怕主教會成為各地執政的「亂源」，成為國家內「組織犯罪」的潛在因素。
因此，中國共產黨及越南共產黨對於教廷要在各地派任新的主教，多有顧忌及畏懼。自1952年，教廷公使離開南京後，中國大陸迄今還沒有完整派任所有教區主教，許多主教人選迄今70年仍然懸缺。教廷進不了，中國也不願意退讓。
越南模式提供妥協空間
而所謂的越南模式之所以會浮上檯面，則是因為這越南模式，提供越南共產黨與教廷的妥協空間。雙邊同意彼此對於新任主教人選都有參與及決定的空間，外界有兩種說法。
其一是採梅花座式任命，也就是當A、B教區同時有主教懸缺時，若A教區由教廷任命，則B教區由越南政府任命。
其二則是採越南政府建議數個人選，最終由教宗拍板定案，也就是當A教區有主教懸缺時，由越南政府依據A教區所提供的數個人選名單中，挑出他們所願意的A、B、C、D等幾位，再由A教區將A、B、C、D名單提供給教宗，最終由教宗從A、B、C、D中，圈選一位擔任A教區主教。
依據天主教法典第377條第5項「今後不再授予國家政權任何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主教的權利及特恩」，無論是一或二，理論上都是違反天主教法典的規定。如果說這是教廷外交的妥協，那麼或許第二點比較有可能真的操作。但在越南的實際做法，仍然需要多等個幾年，才能從統計面向上來最終解答。
越南模式為什麼重要？
越南模式為什麼重要，其實是因為越南模式開了一個教廷與共產黨政府妥協的先例。而對於教廷與中國關係有期待的人，自然會想把這樣的模式複製到中國身上。
2018年9月，教廷與中國在經過5輪雙邊談判後，最終簽署一份不對外公開的臨時協議，並以兩年為期，每兩年重新檢視。這份協議創造數位新任主教，中國政府宣稱這些主教都是由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欽定，而教廷宣稱教宗是最後決定人選的決策者，教廷和中國共產黨似乎都找到自己的下臺階。
這份臨時協議在2020年10月第一次延期，今年2022年10月將第二次到期，關心這件事的人都在問三個問題：首先，這份協議的內容究竟彼此承諾什麼？其次，教廷和中國政府彼此妥協採取的是什麼模式？第三，這份協議還會繼續延長期限嗎？
2022年4月23日，教廷官方媒體梵諦岡新聞網（Vatican News）發布一則新聞說：
越南和聖座（教廷）聯合工作小組4月21日至22日在（越南）河內召開了會議。雙方代表團團長：聖座（教廷）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副秘書長瓦霍夫斯基（Miroslaw Wachowski）蒙席，和越南外交部副部長何金玉（Ha Kim Ngoc）共同主持會議。⋯⋯雙方承認，越南與聖座（教廷）的關係近來獲得積極進展，儘管預防新冠疫情的措施帶來困難，但雙方「始終持續進行有建設性的意見交換」。⋯⋯兩個代表團就「在不久的將來，提升越南與聖座（教廷）關係層級，即聖座（教廷）駐越南代表，從非常駐提升為常駐的相關問題」達成共識。雙方對聖座將來在河內設立常駐代表處所要實踐的後續步驟意見一致。
這則新聞將越南模式的內涵，從單純主教任命方式，推升到提升教廷與越南雙邊外交關係的國際政治高度。其中說到「在不久的將來，提升越南與教廷關係層級，即教廷駐越南代表，從非常駐提升為常駐的相關問題達成共識」，顯示教廷與越南依據過去慣例，朝向建交結果推進的進程。
義大利記者Andrea Gagliarducci，於2022年4月19日在Catholic News Agency發表5篇新聞連載，這是他對教廷國務院樞機主教帕羅林（Cardinal Parolin）的專訪。帕羅林樞機主教是專業外交官，自1980年起專職服務教廷外交系統，曾經擔任過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本篤十六世及教宗方濟各等3任教宗的重要外交幕僚。
回應記者Andrea Gagliarducci有關教廷外交原則的問題，帕羅林樞機主教說：
這幾年來我沒有看到什麼重大改變，維持相同。基本來說，我是在相同的原則下工作。（I haven’t seen big changes in all these years, continuity remained. Basically, I have always worked on the same principles.）
帕羅林樞機主教的說法證實，過去對於與各個國家，教廷採取的建交策略仍舊有效，且從1980年代以來，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轉折，無論是在面對當時的蘇聯共產黨，或者是在面對現在的越南共產黨，以至於是中國共產黨，教廷在外交面向秉持著相同的原則在做。
因此，行文至此，我想大膽預測，依據過去筆者研究教廷外交的成果來看，教廷與越南是明顯朝著建交的軌道前進。但同樣在與中國磋商主教任命方式的教廷，與中國外交關係卻離建交的日子尚遠，或者可以說「還沒踏上軌道」。
教廷與俗世國家建交流程圖。（凃京威（2020），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56頁，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與教廷實質離建交仍遠
秉持越南模式的越南共產黨，已經越過同意教廷在中國任命主教的坎，更同意教廷派任非常駐教廷駐越南代表，時不時到越南訪視，現在更可望在不久的將來，教宗派遣常駐越南的教廷代表。雖然雙邊還未到建交的時刻，但雙邊關係的溫暖，已經為建交幾乎鋪上最後一哩路。
中國雖然與教廷積極磋商，但連非常駐宗座代表都還看不到影子，嗅不到味道，實質離建交，仍遠。
＊作者為The Economy of Francesco青年學者，著有《教廷外交：如何面對分裂與主權爭議國家》，獲台灣政治學會及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最佳論文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