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兩岸救災的思維鴻溝？大陸視民間力量為「威脅」，台灣則有自發「鏟子超人」

自5月中下旬起，重慶、湖南、湖北等地遭遇歷史極值暴雨，引發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其中湖南常德石門縣災情最為嚴重，超過10萬人受災，截至5月22日晚已造成7死14失聯。中國官方緊急預撥1.2億元人民幣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用於搶險救援與民眾安置

除了官方救援力量外，許多民間救援組織自發趕赴災區參與救災。然而，部分未經提前報備審批的民間救援隊伍，卻遭官方公開批評與警告，引發「民間力量是否擾亂社會穩定」的爭議。

類似爭議並非首次出現。在中國高度集權的災害管理體制下，民間組織的活動空間長期受限。官方強調「黨政統一領導」，任何未經協調的自發行動，都容易被視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度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轉折點。

當時大量志願者、NGO、民間慈善組織與企業快速進入災區。無論是募款、物資運輸、心理輔導還是基層救援，民間力量都前所未有地活躍。外界甚至形容，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社會自組織能力」的高峰。

但這種開放並未持續太久。隨著北京方面後來越來越強調「維穩」，尤其在疫情之後，「統一指揮」「集中管理」逐漸成為官方治理核心邏輯。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災區不僅是救援現場，也是輿論現場、政治現場。

在2023年京津冀地區出現百年來罕見的特大洪災時候，位於河北省涿州市出現嚴重災情，記者當時應母校高中的邀請，回去予以協助，在為期近一個月的時間裡，目睹了從官方救援力量混亂到民間救援力量入駐的全過程，尤其是在物資分配上，也出現現場發放秩序混亂的問題。在救援結束後，一些民間救援力量也並未得到官方十分熱心的感謝，反倒是當地民眾自發的展現出極大的熱情。在後續時間裡，一些民間救援隊伍如藍天救援隊的隊員私下對記者表示對官方的表現十分寒心。

因此，未經批准的志願行動，在中共維穩思路裡往往被視為不可控因素。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官方擔心信息失控。大量民間人士進入災區後，現場影像、傷亡情況、基層混亂，都可能繞過官方宣傳系統直接擴散。第二，官方擔心組織化。中國政府長期對具有動員能力的民間組織保持警惕，尤其是跨地區行動能力強的公益團隊。第三，則是責任問題。一旦民間救援人員在災區發生意外，地方政府也必須承擔政治責任。

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穩定」往往高於效率。這也是為什麽中國近年來在許多公共事件中，都強調「統一調度」、「統一發布」、「統一指揮」。從疫情，到洪災，再到地震救援，都能看到類似邏輯。

官方並非完全拒絕民間力量，而是更希望這些力量被納入體制化框架內運作。例如官方背景慈善機構、共青團系統、地方紅十字系統，或接受備案管理的公益組織。像藍天救援隊這樣的民間組織，近年來雖然仍活躍於災難現場，但其發展路徑也越來越趨向「半官方化」。換句話說，中國並不反對救援本身，而是強調救援必須處於可控狀態。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一對「金耳環」震動中共官場！湖南女幹部救災落淚，為何引爆地方換屆前的信任危機？ ｜ 更多文章 ）

過去多年，中國不斷收緊對NGO的管理，民間救援組織若未納入官方體系，容易被貼上「未經許可」的標籤。這種做法的代價是：災區民眾可能因官僚流程延誤而錯失及時援助，熱心民眾的善意也被壓抑。當救災被過度政治化，「穩定」淩駕於「效率」與「人道」之上，受害的終究是災民。

中國這波洪災中的爭議，再度拋出一個根本問題：在現代災害管理中，政府該如何定位民間力量？是視為潛在擾亂穩定的「不定時炸彈」，還是值得信賴與合作的夥伴？

反觀台灣，在災害應對上，民間力量不僅被鼓勵，更是救災體系的重要支柱。以2024年花蓮地震為例，地震發生後，慈濟基金會、紅十字會、土木技師公會等民間組織迅速動員，發揮了關鍵作用。

慈濟基金會在震後不到半小時即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提供帳篷、熱食、福慧床與物資，並展開長期修繕與心理關懷工作；土木技師公會則動員近百名技師，協助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確保搜救安全；各地志工與自發團體也湧入災區，參與清理與重建。

更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花蓮洪災（受強颱影響），災後連假期間，大量「鏟子超人」自發從全台各地趕赴光復鄉等地，手持鏟子、水桶清理淤泥，成為救災主力。民間甚至成立網站匹配志工與需求區域，展現高度的自主性與組織力。

花蓮歷次災後，民間捐款專戶、志工協調平台都扮演重要角色，既補足官方資源不足，也讓民眾參與感提升，強化整體防災韌性。

因此，在台灣社會，災難發生後，民間組織越活躍，往往代表社會信任越高。但在中國大陸，大規模自主行動卻容易觸碰官方最敏感的一條線——「誰在組織群眾」。

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的民間賑災，很可能會繼續存在，但會越來越依附於官方框架。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一對「金耳環」震動中共官場！湖南女幹部救災落淚，為何引爆地方換屆前的信任危機？ ｜ 更多文章 ）

換句話說，中國並不是不要民間力量，而是希望民間力量成為「體制的延伸」，而不是「獨立於體制之外的社會力量」。而這，也正是兩岸災難治理思維最根本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