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發展黨組織─工作完全失敗了：《我是蔡孝乾》選摘（1）

台灣同胞們：

我是蔡孝乾，本省台中彰化人……在本省同胞中間，或許有許多人認識我，知道我。我今年四十六歲了，自從民國十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到現在也已經二十五年了。

我曾經在江西蘇區時代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也曾經參加過中共的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以後，初期是擔任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長，後來調任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敵工部長。

我是中國共產黨裡面台灣籍的高級幹部。因此，當抗戰勝利以後，我就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台灣來，擔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書記。

我是三十五年四月到台灣的，到現在足足四年了！在這四年中，我是奉了中共中央的命令，接受華東局的指導，在台灣省境內，發展黨的組織。但是，我的工作完全失敗了……蔡孝乾（一九五○年五月卅一日「懺悔演說」）

「不從政治意識來看，而從單純做人的角度來看，我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

——蔡孝乾（一九五○年《自白書》）

關於蔡孝乾的家庭背景歷來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抗戰期間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他隨「八路軍總司令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康克清（朱德夫人）等人從延安去山西雲陽八路軍總部時，同赴抗日前線採訪的美國女記者尼姆．威爾斯（Nym Wales，時為埃德加．斯諾的妻子）後來在《Inside Red China》寫道，蔡孝乾的來台祖是最早隨鄭成功定居台灣的三百戶移民的其中一戶。

一九五○年四月下旬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以後，台北保密局八月廿九日的《訊問筆錄》與未註明日期的《自白書（回憶錄）》則載，他的「祖父是漢文私塾的老師」；民國前六年〔一九○六年〕，父親蔡塗與母親林氏在日據下殖民地台灣的彰化花壇生下他們的獨子。但是，保密局所存檔案的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日《履歷書》則寫道：「民前五年十二月六日」出生。另外，蔡孝乾「自新」後的妻子馬雯鵑稱他本名蔡乾，有個雙胞胎弟弟叫蔡坤，並說「蔡乾自幼事親至孝，除幫助父母料理家務外，還在上學路上撿拾田螺到學校，請校工燒熟當午飯，以儘量減輕家庭的負擔。校長知悉他的孝行後，主動在他的名字中加進一個『孝』字。這位孝行楷模遂成為全校師生無人不知的好學生」 。 （相關報導： 鄭麗文出席白色恐怖追思會惹議　蔡正元看不下去：國民黨從今改名「投降黨」 ｜ 更多文章 ）

綜合蔡孝乾《訊問筆錄》與《自白書》兩份檔案所載，他父親蔡塗初為警察，後來當了製糖會社職員。家裡雖然沒有田地，但還是維持著小康生活。他於幼小時在鄉村念過一年漢文，八歲時入花壇公學校，讀了四年後轉入彰化公學校，十五歲時〔一九一九年〕畢業，進入台中州教員養成所受訓八個月，卒業後擔任彰化第二公學校〔今南郭國小〕準教員，經過半年努力後獲台灣總督府教員檢定及格而取得正式教員資格。也就是說，不管是民前六年或五年出生，蔡孝乾從求學到踏入社會就業的時期，經歷了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一九一三年的苗栗羅福星抗日事件、一九一四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武裝抗日事件、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一九一九年祖國的五四運動與朝鮮三．一獨立運動（萬歲事件）、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共產黨與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乃至於一九二二年日本共產黨成立等等島內外重大事件。

「這時候，正當著第一次歐洲大戰爆發，」蔡孝乾《自白書》回憶童年往事時寫道，「日本參加了協約國方面，佔了一些便宜，日本資本主義得來第一次歐戰的機會，在遠東得到了黃金時代的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得到了相當的穩定。台灣同胞的生活是安定的。日本政府乘這個機會對台灣同胞加強了牠的奴化政策，一方面在學校裡加強日語教育和強迫學生穿日本服裝；另一方面，由日本貴族板垣伯爵發起組織台灣同化協會，吸收一班台灣御用紳士參加，進行同化工作。我在公學校時代也穿著日本裝而不覺得可恥。這不是偶然的，因為那時代日本的統治是穩定的，台灣社會是安定的……我的童年就在這樣平平穩穩的時代裡很平凡地過去了。」所以，他認為，如果「不從政治意識來看，而從單純做人的角度來看」，他的童年時代的生活是「隱靜的」、「幸福的」。儘管母親在他擔任彰化第二公學校準教員的那年五月病逝，隔年年初父親再娶繼室。

蔡孝乾取得正式教員資格之後，先後在彰化地區的埔姜崙公學校〔今秀水鄉明政國小〕、花壇公學校三家村分教場〔今三春國小〕、和美公學校新庄仔分教場〔今新莊國小〕，當了約兩年的公學校教員。身為年輕的鄉村公學校教員的他「頗受到社會的尊敬」。然而，「當時祖國軍閥混戰，土匪騷擾，社會盪亂。台灣同胞除了忍受日本的警察統治外，別無出路。」

當然，蔡孝乾所指的「台灣同胞」是如他一般家境「小康」的青年吧。另有一些家境相對較好的殖民地青年則能夠脫離禁閉的海島，到殖民母國的日本求學。據統計，自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殖民統治後成長而留學日本的台灣青年逐年增加至三百多人，到了一九二二年更增至兩千四百人。起初，到日本的台灣學生都一貫地為同化於日本的風俗習慣而努力，對社會問題、政治運動並不關心。但是，隨著智識的發展，也逐漸有人能夠以批判的眼光來看現實的事物。其後，在祖國大陸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民族自決主義和日本民本主義運動的影響與朝鮮獨立運動的刺激下，台灣學生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覺意識，他們自然而然地感覺有結成團體以便進入實踐運動之必要。於是，一九一九年底，蔡惠如、彭華英、蔡培火、林呈祿等台灣學生與來自祖國大陸的中華青年會幹事馬伯援、吳有容、劉木琳等人聯合成立聲應會。在致力於指導這些青年學生的思想意識的蔡惠如等人影響下，在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的民族覺醒與投入實踐運動的傾向遂被具體化而成立啟發會，隔了不久又改組為新民會，會長林獻堂，副會長蔡惠如，以「專門研討台灣所有的應革新事項以圖提升其文化」為目的，以改革台灣統治狀況、發行宣傳啟蒙的機關誌、聯絡中華民國同志為三大運動方針。其後，學生會員另組台灣青年會；改革台灣統治狀況具體化為延續「六三法」 4撤廢運動及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發行宣傳啟蒙的機關誌則仿效《新青年》，於一九二○年七月十六日創刊《臺灣青年》，展開殖民地台灣的「民族啟蒙運動」。

青年蔡孝乾對《臺灣青年》創刊在殖民地台灣思想史的意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後來在〈五年來的台灣〉感慨而激動地寫道：「那個歐洲人造的開闢以來未曾有的大血鐘—歐洲大戰，竟將世界人類驚醒了。軍國主義治下的德意志國民，因單馬敵眾的不堪，把君主國體推翻，建設共和國家。專制政治治下的俄羅斯農奴、無產階級，因飢寒交迫的艱難，把資本階級打倒，建設赤色聯邦。亞弗利加的黑人、東洋的印度、勞動者、婦女、弱小民族、被壓迫階級，一切一切，抬頭起來倡自由爭人權了。暗沉沉，冷靜靜的台灣島內，那大血鐘的波動有響及嗎？唉！總找不到『有』字來說呢。然而在東京的健兒—先覺者，把那自由平等人權的鐘鼓，搬回來台灣島內敲了。這就是大正九年七月《臺灣青年》的出世，同時是台灣青年奮鬥的開始！」 （相關報導： 鄭麗文出席白色恐怖追思會惹議　蔡正元看不下去：國民黨從今改名「投降黨」 ｜ 更多文章 ）

＊作者藍博洲，小說家，報導文學作家，現任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是蔡孝乾》（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