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片被稱作「中國」的東亞大陸的土地上，數千年的歷史呈現為一個多元體系的運動過程。這個體系內部包含著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幾種主要的自然—社會—經濟生態區域，各個區域彼此間有著極為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塑造的關係，以至於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幾大區域構成的多元複合結構裡，歷史運動的主線是草原、中原、海洋這三大區域的互動關係；西域和高原這兩大區域構成副線，它們就像催化劑，影響著主線的發展路徑和歷史節奏。這樣一種深刻的有機聯繫，讓各個區域互為條件，構成一個多元共生體系；所謂「中國歷史」，就是這個多元共生體系的演化史。這一體系不斷地尋求著從多元主體相互對抗的外部均衡，演化為多元複合帝國的內部均衡；中原地區每一次社會結構的變遷，都將打破業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國的內部均衡，於是體系會回到外部均衡，前述運動過程在更高一階上再重複一輪。這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上升的邏輯過程。
經過幾輪的反覆演化，這個多元共生體系在其古代歷史中落實為大清帝國，漢滿蒙回藏多元主體都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接受多元的統治。就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一種真正的普遍性達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來了，它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
就物質層面而言，在內部均衡所帶來的和平紅利下，中國人口過度繁衍，出現大量過剩人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一種特殊的困境而無法脫出。過剩人口帶來過於便宜的勞動力，使得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無法出現，因其不具備經濟可行性；中國因此便無法內生性地發展起工業經濟，因其以新的技術變遷為前提；而不能從農業經濟進展到工業經濟，便無法吸納過剩的人口。中國於是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水準狀態上，有學者稱此一狀態為「內卷化」。中國由此便有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危險，因人口過剩導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亂循環，可能會反覆上演；這種循環無法像此前的歷史那樣，帶來社會的結構性演化，而只有無變化的重複，便不再有任何歷史意義。就精神層面而言，朝廷能夠從這個超大規模人口的社會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資源，以至於社會已不再擁有對於朝廷的制衡力量，軸心文明對其信徒所承諾的尊嚴，也將在政治的壓制下逐漸落空，軸心文明的精神內核有可能逐漸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資源注入，才可能突破這兩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間的相遇便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一種內在需求，中國在內外各種壓力的綜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現代轉型的道路。
中國的超大規模過剩人口，只有在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才會導向「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但是，這種優勢要想能夠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沒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便有可能被徹底撕裂化。這個問題又一次與中國的超大規模相關。 （相關報導： 打造專屬的獨立品牌：《自由工作的未來》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中小規模的國家，僅僅靠外部世界的經濟拉動，便可被整體性地拉動起來；中國倘若只靠外部拉動，僅會被局部性地拉動起來，也就是諸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它們和紐約、倫敦的聯繫，會遠遠大於它們與幾百里之外中國鄉村的聯繫。這是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前中期的現實歷史。這些被拉動出來的飛地經濟與社會，與那些無法被外部拉動的龐大鄉村地區，會形成深刻的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導致劇烈的內在衝突，乃至於內戰。所以，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要完成現代轉型，必須要先實現政治整合，然後才能讓這個國家整體性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且把中國的巨量人口轉化為競爭優勢；這個步驟如若走反，就會在內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種局部性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