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長期以來破壞西藏文化，與大漢族專制政權消滅傳統藏人社會、將之同質化的目標有關，與美國中情局毫無關係。早在1912年，大漢族主義者孫中山就在《國民黨宣言》中提出「勵行種族同化」。後來中共雖然不明說「同化」，卻一直在強行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以取代西藏傳統的佛教文化。而美國既無對西藏的領土要求，也沒有毛澤東那在西藏推行「一片紅」的雄心。
是否對話取決於中共國際利益需要
把當今西藏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與美國中情局合作，嘉樂頓珠先生在認識上陷入迷途。他對西藏失敗的歷史刻骨銘心，但創痛的情感無助於更多地認識真相。為了尋求真知，我們除了需要歷史感，還需要有廣闊的眼光，要能縱橫上下時空去比較。
當嘉樂頓珠先生一廂情願地說，與中情局合作使藏人失去了許多與中共對話的機會，他的潛臺詞是：西藏和中國原本是有很多對話機會的。在經歷了一切失敗之後，嘉樂頓珠先生現在似乎認為：依靠國際社會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西藏人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去與中共談判。
這是嘉樂頓珠先生所有認識誤區中最嚴重的一點。筆者長期跟蹤漢藏談判，發現自八十年代以來，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共的接觸及其對話，無不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英國法學博士、原天安門學生邵江和筆者討論，他也認為，西藏人每次獲得談判機會，都由於中共在國際上有其利益需要。
例如，七十年代末中藏之間恢復接觸與談判，鄧小平會見嘉樂頓珠，甚至邀請達賴喇嘛回中國。一般認為，那是文革後中共改革的大趨勢，表現了鄧小平的開明作風，也是胡耀邦等中共領導人對西藏人的善意。但我們要看到，在這個背後更深的原因是，鄧小平從華國鋒手裡奪取權力後，需要站穩腳跟，要搞改革開放，急需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文革後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需要大量引起外資發展經濟。於是，中共領導人就在西方人關心的西藏問題上展現出溫和姿態。
第二次中藏重開談判是在2002年9月，這次完全是西方施壓的結果。在此之前，中共由於六四屠殺遭到西方的經濟制裁，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當時中共當局亟需對外開放發展經濟，因為只有經濟發展才能獲得政權的合法性。他們努力爭取重回國際社會，但中國在1993年申辦奧運輸給了悉尼，直到2001年才成功申辦到2008年的奧運舉辦權。
於是中藏談判再次成為熱門話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嘉樂頓珠先生再次出山前往北京敲開談判大門，實際上，是因為中共需要在奧運前向世界釋放其和諧的「善意」。自2002年開始的中藏談判進行了九次，直到2008年11月，中方在會談中展現強硬態度，達賴喇嘛表示深切失望。這次談判中斷的時間，正是中國奧運盛會結束，西方各國元首、政要都已出席捧場之後。此時，中共已經大獲成功，不需要再上演「中藏談判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