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嘉樂頓珠在印度噶倫堡建立「西藏自由同盟」，開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臺灣當局聯繫。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嘉樂頓珠合作，訓練藏族反抗戰士。這些藏族戰士在受訓後，會搭乘飛機，攜帶武器、無線電等，使用降落傘回到西藏。
1959年，達賴喇嘛成功出逃到印度，途中也獲得嘉樂頓珠及其美國中情局的協助。那些年，嘉樂頓珠在國際上尋求支持有關西藏地位的討論，並獲得成果，例如1959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1353號決議，其中提及尊重西藏的人權、文化和宗教。但美國中情局在訓練了幾百名藏族抗暴戰士之後，于1969年終止了援助。
七十年代末，毛澤東去世，中國文化革命結束，嘉樂頓珠先生開始扮演他生平第二個重要的政治角色，成為達賴喇嘛與北京之間的連絡人。他於1979年在北京會見鄧小平，重新開啟漢藏高層的接觸，建立對話管道。而後嘉樂頓珠頻繁赴京，曾促成達蘭薩拉派出三批訪問團到達西藏，並與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胡錦濤等建立聯繫，交換意見。
嘉樂頓珠的認識誤區何在？
儘管嘉樂頓珠一生扮演了兩個方向截然相反的角色，但我們可以理解，為了弱小民族的救亡圖存，他努力在東西方列強碰撞的隙縫裡尋找機會，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尊敬，但是，他在認識上卻存在不少錯誤。
首先是嘉樂頓珠對美國的認識有誤。在回憶錄中，嘉樂頓珠表示他後悔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援助，指責美國為自己利益只是想挑起矛盾。他最痛心疾首的一點是，美國並未像藏人想像的那樣無私支援，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後來中止了援助，背叛了西藏人。嘉樂頓珠還談到美國提供的武器過於陳舊，通過空投藏人進西藏打遊擊，美國人獲取了不少情報。
這種抱怨不是沒有道理，美國確實有不夠仗義的地方。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當嘉樂頓珠為了西藏人的利益與美國合作，美國人也有自己的利益。那是冷戰時期，為了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美國不願原本自由的西藏被赤化，因此才與西藏進行訓練遊擊隊的合作。
後來尼克森上臺決定聯華抗蘇。為了改善中美關係，中情局終止了援助。在美國人看來這也很沒什麼錯，因為這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後來美國放棄南越，也與他們和中國建交有關。更何況，其時美國中情局援助西藏抗暴戰士已經十幾年，沒有看到效果，也看不到未來成功的可能性。
嘉樂頓珠先生因此憤憤不平，感覺到自己被美國背叛和拋棄了，這只能說明老一輩西藏精英的天真，他們對國際政治複雜詭譎的關係認識不足，誤以為美國會為了西藏犧牲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