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報告脫離不了現行國內法的規定，而由法務部統籌的全國法規資料庫中，雖已將許多法規加以英譯，但缺乏審查與統整，一個用語同時存在六、七種譯名的現象，不乏其例。試問，外籍人士要查詢或使用台灣的法規，如何不產生誤解？國內學者要使用這些素材作國際發表，經常還要先兼作大量的語文校訂工作，才能讓國際人士了解台灣法規的真意。
各位也許知道外交部有強大的「翻譯組」，但也許不知道外交部的聲明，也是先寫好中文定稿，再把中文稿翻譯為英文，而不是直接以英文撰寫的。各個語言都有自己的語法與邏輯，需要細心處理，若單純視為「翻譯」，有時意思會喪失（lost in translation），甚至陷入語病而不自知，致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權利聲明產生誤會。
以上都是將英語文的使用單純視為語言問題，以為用「翻譯」就可以解決國際溝通與訊息傳遞的例證。事實上，一種語言是一個世界。不用英文的語法與邏輯進行思考，是不會作出正確的英文，遑論好英文的。這也是為何我們周遭充斥著「台式英文」的原因；此時，「翻譯」越精準，給我們的是適應漢文思考後的「英文」，而非母語人士慣用的英文。相反的，看似偏離文本的，也許才是達意的詮釋。
III. 「專業化」是答案？
無可諱言，上述種種病症，卡在政府機關內部的語文使用能力。此環節若能進步，政府處理國際事務會更有效率，而國家整體的競爭力也會提昇。問題是，能力建構的路徑，是進一步「專業化」？還是鼓勵政府的從業人員自己拿起英文的專業，不斷磨練，即使一開始很艱辛？
我不否認，英文使用是門專業，而翻譯人員應受到尊重，包括好的待遇。但以現代國家效能治理的角度，這項專業應走向普及，讓長官能用英文批公文，外交部能用英文寫聲明，而非更加「專業化」，集中由少數人處理，甚至委外。最近關於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外包的爭議，即是兩種思考衝突的展現：當政府內部缺乏某項專業，解決的途徑是強化內部能力建構？還是委外，由專案辦公室約聘人員處理？當人權公約審查的本意，是督促政府落實各項人權保障，並在檢討與對話中，一次又一次檢視成效，將其委外，政府機關將喪失在過程學習的機會。此時即使英文報告準備得漂漂亮亮，拿來照本宣科，又有何意義？
這些就是我不能贊同批評蔡英文團隊「不尊重專業」的原因：首先，就政策溝通而言，團隊內部的人可能比任何口譯人員都要專業、有效率。更深層的是，當天的安排顯示該團隊有信心，由業務人員自己處理語言事務。這個方向是好的，也應該擴及到政府的其他層面。我們可以批評他們處理不好的地方，但不應否定他們的方向。相較而言，「不尊重專業」的批評，背後的思考是將英文視為「外語」，且僅能由特定的「專業」人士處理，進而否定普及化處理的企圖心。
台灣並不是個對英文友善的環境：學校裡教英文，但整體環境卻不鼓勵學生使用英文；英文教育從稚齡時，就被裹上濃厚的貴族色彩，至今仍是城鄉差距最大來源之一；大眾傳媒碰到英文直播，避之唯恐不及，因為預設閱聽人不會歡喜接受；過去將英文定為第二官方語言之議，也曾被攻擊為崇洋媚外、數典忘祖。透過「口譯哥」現象所引發的討論，也許是剝去菁英主義面紗，正視英文實用性，大步強化公部門英文能力的契機。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曾參與多項對外談判，並具備廣泛口筆譯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