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奧運》，特意選在希特勒生日舉行首映式，作為「生日禮物」獻給元首。希特勒則回報說，「這部作品讚美了我們黨的強壯和優美，它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比擬的。」
早在納粹上台前，她就說過，「只要猶太人做電影評論，我就永遠不會有出頭的機會。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會改變的。」希特勒第一次見到她，就決定「等我們掌權，你一定要給我們拍電影。」而她曾對記者說：「對我來說，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他非常樸素，而又充滿男性的力量，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Algis Valiunas）在《克萊蒙書評》（2007年秋季號）發表對上述兩部瑞芬斯丹傳記的評論說：「聲望，金錢，權力，誘惑她和納粹交易」。但從瑞芬斯丹的一生來看，她的強人氣質（72歲開始學潛水），征服欲，事業狂和紀律性（她說不會愛任何一個男人），都使她的日耳曼國家觀和納粹不謀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當局。她說過，即使丘吉爾要她拍，也會拍出這樣的紀錄片。
在生命晚期，她還夢想拍一部女王電影：美麗、英勇的女戰士族的女王，最後被希腊英雄所殺，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對女王的愛慕，和她的屍體交媾。瑞芬斯丹說，「我會用二千匹白馬拍攝戰爭搏殺的場面」，還是要大場面，要「意志的勝利」。她說，那個女王就是我的個人肖像，熱情果敢，充滿勇氣。聽到有人拍她的傳記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愛，被迫害，永不被忘記。這種勁頭本身就帶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傳說的希特勒的情婦，也是他的「靈魂伙伴」（soul-mate）。
張藝謀的「天下」國家觀，也是和官方意識形態「不謀而合」。雖然很懂得「藝謀」，何時「悄悄示愛」，何時「公開獻媚」，拿捏準確，但張藝謀也並不是全然逢迎當局，而是自己欣賞那個意識形態裡的東西，可謂一拍即合。而且張藝謀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譚盾曾在電視上這樣評論張藝謀：「他是一個英雄，這個人他就是想當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實上，《英雄》這個片名和譚盾對張藝謀的評論都用詞不當。他們歌頌的、想成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掙脫群體、不靠團伙而站立的個人；而「王」是踐踏個體、毀滅個人、完全依賴群體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三個不同：原創和模仿，陽剛和陰柔
但瑞芬斯丹和張藝謀也有不同，起碼有三點：瑞芬斯丹的片子畢竟有些原創：銳利的線條、亮眼的蒙太奇、張力的影像，律動的畫面，廣角特寫等。而張藝謀的電影，則有太明顯「二手貨」的模仿痕跡。只不過當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調動鮮艷的色彩，把國家權力的形像，鍍得光芒萬丈。像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就用了三萬個琉璃，使皇宮放射出更耀眼的輝煌。
瑞芬斯丹有一種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聖。納粹沒有了，瑞芬斯丹還在，她的「女王之夢」還活著。而張藝謀的雄心，似有暴發戶的底氣不足。靠「天下」壯膽，他才能架起「王」朝幻夢。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還能繼續嗎？
第三個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軍隊、紀律、鋼鐵、機械、勝利建構出一個陽剛世界。而張藝謀的電影，則體現中國特色的陰柔。在瑞芬斯丹那裡，是鐵騎的陽剛；在張藝謀這裡，有閨房的陰柔。前者擴張國家的威風，後者渲泄團伙的委瑣。前者充斥奇觀、神秘、權力，後者則匯集陰險，陰謀，陰暗，並浸透著刻毒和殘忍。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在他的書評結尾說，瑞芬斯丹「就像是個現實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給邪惡戴上美麗的面具，宣稱她一生都活在純潔美麗之中。」而張藝謀則是給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讓十四億中國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2015年12月20日改寫）
＊作者為旅美作家，原載《曹長青網站》，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