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社會在日本是指什麼？─《如何改變社會》選摘(上)

「改變社會」在當代日本是指？

如果問題是如此，則掌握「改變社會」的真意就很重要。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當代社會並沒有類似中央控制室的機構，所以光是首相換人做，並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延續這個邏輯，則那種彷彿「首相換人做看看」一般，讓支持率大幅漲落的舉動，只會讓不滿越來越激烈。若期待僭主所宣稱的，拉下既得利益者後會歸還應有的權益給民眾，恐怕很快就會遭到背叛。換言之，「有人會替我改變現狀」的意識，反而創造了改變不了現狀的結構。就好像喜新厭舊、不斷買新東西一樣，人們只能期待下一個僭主出現。

那麼精簡公務員人數、調高請領低收入戶生活補助的門檻、引進自由競爭原理，亦即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就能帶來改變嗎？事實上，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與亞當．斯密、海耶克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理念，是有所出入的；它的政策手段，反而引發「自己不被當一回事」、「別人受到比較好的照顧」、「歸還我應有的權益」的不滿與批判。

日本政府的效力主要來自於中央政府強而有力的領導，但日本公務員所佔人口比例在先進國家當中偏低，所以精簡公務人員的方式恐怕無法實現所望，反而造成自我毀滅的結果。

雖然要求增加正職員工的訴求很合理，但如此一來，「正職員工」、「非典型」的「格差」（差距）將永遠存在，將不斷有人被摒除在「正職員工」之外，同時促使心生不滿的人一直出現。

以「失業者」、「非典型」、「單親家庭」等分類框架來保護那些沒有被妥善照料，或者回應不滿的方式，已經走到極限。此外，考慮當代日本的「格差」意識之特質，恐怕增加再多的分類框架也於事無補；畢竟只要有分類框架的存在，「格差」就不可能消失。設置越多分類框架，說不定反而助長「格差」意識。

若是如此，我想答案就只剩下一個，那就是在普遍被認知的「自己不被重視」的基礎下展開行動。這個過程會促進對話以及政治參與，並連結到改變社會，以及新的「我群」的建構。

在這個意義之下，現代日本的核能發電廠，即是適切的課題。

在非典型工作者、單身者增加，高學歷卻找不到好工作的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很多人覺得「自己不被當一回事」。不管是好是壞，日本、美國、歐洲，甚至埃及都面臨全球化與資訊技術日趨發達的狀況。差別只在於回應這種狀況而出現的社會運動所批判的對象，因各自的社會結構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美國，人們批判的對象是金融界的菁英；在埃及則是穆巴拉克體制。至於日本，人們透過福島核災而洞悉到，應該批判支配日本型工業社會的壟斷性企業、行政及政治機關的複合體。

受美國佔領行動的刺激，日本在二○一一年十月也出現了批判富裕層的示威行動：「佔領．東京」（OCCUPY TOKYO），但卻沒有像廢核那樣獲得廣泛共鳴。這意謂著，依著所處的社會結構，每個社會對「自己不被當一回事」的象徵，有不同的理解。我在第三章也提過，即使在日本國內，社會結構因時代而改變，所以人們意識到的「問題點」也跟著不同。不管在什麼時代，人們總抱著隱微的不安或不滿，但它未必會以較明確的方式呈現。當這些不鮮明的感覺、肉眼無法察覺的東西，以視覺得以感知的具體形態顯露時，人們就會意識到，「原來問題出在這」、「解決這個問題的話，社會就會有所改變」，而起身行動。

當那些隱微的焦躁不安能以感官察覺時，人們會被感動，並起而行動。在「民意」顯露的瞬間、看到煩惱的根源的瞬間、掌握改變生活方式的具體方法之瞬間，人類就進入了「政．祭」的領域，內心充滿感動、進而採取行動。這也是政治、經濟、藝術、學問的原點。

一九六○年的安保條約、一九六八年的越戰，堪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二○一一年的核災似乎也發揮了這樣的功用。

二○一一年以後，日本興起許多訴求零核電社會的示威行動，大部分參與者的動機與期待，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並非真心想保護民眾安全的政府，沒有把我們當一回事，且只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集合體罷了。因此已經沒有繼續容忍他們決定一切的理由。

第二，想要以自主思考的方式，創造一個容許自由表達心聲的社會。他們期待建構一個可以接受各種意見的社會，而社會本身也因為這樣會越來越好。

第三，受夠了以購物、消耗電力來排解無聊以及無力感的乏味生活。核電讓少數人受益，卻使得很多人的人生變調。他們不想再忍受以此種方式建構的社會。

這些期望其實普遍存在於每個時代。「問題」顯露的形態乃依著時代與地區的狀況而有所不同，但如果運動是發生在「問題」，與普遍存在的期望產生連結時，就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以二○一一年的日本而言，它就是以廢核的形式出現。

所以我說廢核在日本是適切的課題，正是這個意思。如果運動的推展，促進了社會上的各種行動與討論，而政府也被迫必須重視與民眾的對話；並且人們越來越積極投入行動、進行討論及參與，則運動就不會侷限於廢核一事，而將成為「改變社會」的行動。

如果目的只是要廢止所有的核電廠，也許交給有實力的政治人物就可以達成；不過這麼一來，運動的成果就是被給予的，而不是靠民眾自己的力量爭取而來。假若「改變社會」指得是，多數人的參與、改變既有的思考模式與行動方式，並且在此過程中得到某種力量，那麼交給政治人物的做法就不能如願。

國會遊說也是一種參與的方式，但它有一定的門檻，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從事。相反的，示威行動則是一種全民皆可參與的方式。遇有問題發生時，民眾集結在行政機關附近的廣場發表意見，是古希臘以來的民主之原初樣貌。在這個「公」的場所，你是誰並不重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參與、也會受到平等的對待，那裡有音樂，任何人都能大聲地陳述己見並與人交流。

在過往的示威行動中，工會或學生自治會等組織都扮演很核心的角色，前往的民眾也幾乎都是工會成員或學生；行動方針更是由工會、自治會的委員長決定。到了現在，示威行動的主辦單位所作的工作，就僅僅是創造一個空間而已。主辦單位無須動員群眾，看到相關的宣傳後，有興趣的民眾、不分男女老幼就會自行前往。在不破壞場面氣氛的前提下，參加者可採取任何訴求的形式，而且所有形式都得是自主決定的。

抗議核電的各種行動，若能成為上述行動根植於社會的一個契機，也是一件好事。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日本已經成為全世界最懂輻射與核能的國家，如果能以此為切入點，繼而擴展到其他社會問題，至少在目前來說，應該是好事一樁。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如何改變社會》一書；作者小熊英二1962年生於東京，198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之後曾在出版社工作，1998年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和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課程修畢，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