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巨人的養成
西方的政治思想概括來說，從古希臘至今約可分成兩大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哲人柏拉圖以降，至十五、十六世紀的「古典時期」：此期間主導的政治理念是「善治」，也就是認為，透過理性思辨和道德追尋，人類社群的理想應當是去實現至善的秩序。第二個階段則是從《君主論》撰述者馬基維利、《利維坦》作者霍布斯活躍的年代算起至今的「現代時期」：其主導的理念是包含尊重個體性和自由的和平共存，認為政治社群的存在，就是要公正地建構起社會通則（共同規則）和程序，使個人及其意志在不侵犯他人權利的前提下得以各自發揮。待到十七、十八世紀科學理性大行其道之後，更出現了某些看法， 認為人類經由科學知識增長和理性引導歷程，可以打破傳統中諸多迷信禁忌，並能透過不斷加強對自然界的人為控制，來造福社群、更充分的實現自由。後來便在這樣的大傳統下，伴隨近現代民族國家興起所帶來錯綜複雜的歷史牽引，一步步地鋪造出西方的政治思潮。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正是二十世紀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思想家之一，他一生從事跨學科的探索，整合經濟學、方法學、理論心理學、政治學、思想史、法哲學等學理，建構出一套發人深省的社會哲學。此外，他更為個人自由、自由市場法則等主張尋找理論根據強化辯護，論證何以中央規畫、高度集權、迷信科學理性萬能的社會主義非僅是通往奴役之路，尤且在理論上得以論證出是不可能成立的。
儘管海耶克於一九三○年代經濟學界早已享有盛名，其思想主張在他人生中頭七十多年卻一直不為西方主流學派所接受。然而他擇善固執、不隨波逐流，直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被推倒，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崩潰以至蘇聯解體，人們才驚歎海耶克終身堅持的學說蘊含了一番深邃洞見，而這套思想理論至今仍非常具有啟發性。
市場供需，靠什麼協調？
面對市場上千千萬萬分散而互動的「特定情境和時空下的知識」， 加上缺乏全知角度或完全知識的情況，「市場的供需」是怎樣得以協調的呢？海耶克認為，自由市場中像電子通訊網那樣發揮作用的價格信號，於此起著關鍵效用。因為它們能夠把瞬息萬變的市場訊息以簡明方式公開呈現，讓每名參與者可依據價格信號作出個人的反應和決定。下面將引用海耶克在〈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用〉一文中論述價格信號的相關章節，來說明這一重點。
首先，海耶克提出價格信號如何提點市場參與者商機的所在，以及如何更符合經濟效益地去運用資源：
我們假設在世界上某個地方，某種金屬，比方說，錫有了一個新的用途，或者錫的供給來源之一斷絕了。這兩個原因究竟是那一個使得錫更稀少了，這與我們的目的沒有關係—重要的就在這個沒有關係。錫的使用者所必須要知道的，只是他們平常所消費的錫現在有一些是更有利地用在別處了，因此，他們必須用得節省一點。（《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頁113－114）
這兒值得注意的頭一點，是市場上就錫這種原料進行交易的人士，儘管各自的處境容或不同，進行買賣的個人目的大概也天差地別，但只要他們可以依據價格信號自由地下決定，作出自認為最合乎自己情況的買賣與否判斷，並對相關的結果負責─那麼，市場上錫的供需應用，參與者在毋須知道影響供需的種種原因的情況下，也會得到協調。
過程中，部分參與者可能蒙受損失，發現自己對價格信號下了錯誤的詮釋和決定；另一些參與者則滿足了自己的交易目的，從價格信號裡頭把握住機遇。不過，不管參與者在該次交易成敗如何，實際結果正等於市場對其決定的回饋，這本身便成為某種重要的資訊，有助他對下一步傳來的價格信號作出更佳詮釋，以謀求下一次更好的交易結果。假若價格信號讓他知道估出錫有多一點利潤可圖，他就有動力去多生產錫以增加供應。相反地，如果價格信號顯示需求減少，他要麼便要減產，否則便要降低成本以保障本身的利潤，或調低售價以刺激需求。這過程會如此類推地涉及其他市場參與者，並且周而復始地進行著。每一次對價格信號詮釋是對是錯，都會從信號的改變得到回饋，參與者並得對自己的每一決定負責。
中央規畫與價格信號
但是，如果我們不依據價格信號，轉而依靠中央規畫作出協調，規畫者首先必須知道：誰是錫這種原料的供應者和使用者？他們各自的供／求量是多少？各自應用錫的目的為何？未來的相關計畫是什麼？如果他們之間的目的或計畫有衝突時，哪些該享有優先權？以及可能影響這些計畫的其他因素包括什麼？……諸如此類。中央規畫者要是未能充分掌握這些資訊，很難想像他們如何能開展規畫。更有甚者，正如上一章所述，那些「特定情境和時空下的知識」在協調過程中是動態又互為因果的，哪可能在協調之前就讓中央規畫者掌握得到？這樣的話，規畫者該怎麼辦呢？此外，除非中央規畫可以完全撇除價格來進行，否則中央規畫者根據什麼準則來制定和調節價格等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
相反地，透過市場的價格信號，對參與者而言：
不必要他們的大多數知道什麼地方發生了更迫切的需要，或者說他們也不必知道為滿足什麼別的需要而他們應該節省用錫。如果他們之中只有少數幾個人直接知道這個新需要，因而把資源轉移到那方面去，如果又有人察覺了上述的資源轉移而引起的新缺口，於是他們又從其他的用途把資源轉移過去填充這個缺口，這樣一來，其影響就很快地普及於整個經濟制度，不僅影響到所有使用錫的人們，而且也影響到錫的代替品，以及這些代替品的使用者，凡是錫做成的一切東西，以及這些東西的代替品..它們的供給也都受影響。所有引發這些影響的人，絕大多數對於這些變動的原始原因一點也不知道。（《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頁114）
於是，我們看到的結果是：
這全部的作為就是一個市場活動，這不是因為其中的任何一個分子觀察到全局，而是因為他們各人的有限見解，彼此接合而重疊，足以使有關的消息經由許多的媒介傳達於大家。（《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頁114）
海耶克形容價格信號所發揮的市場協調作用令人嘆為觀止。他指出，儘管市場上一般僅有極少數人有可能詳悉某一種貨品的供需由什麼原因導致改變，但在毋須任何人發號施令的情況下，價格信號便能引導「彼此不知道誰是誰」的千萬大眾參與者因應自己的個人情況，往對的或者是他們判定的最佳方向去動作。
自由市場複雜多元，預先制定集體目的行不通
海耶克從知識分工的觀點發展出來的論述，讓我們看到，價格信號若能在不受干擾的前提下自由運作的話，市場參與者就不需要對其他參與者擁有的「特定情境和時空下的知識」有深入了解；缺乏這知識，並不會使他們不能依據價格信號作出經濟上最有利而又最符合其個人目的的決定。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個人目的是「自利」還是「他利」並非關鍵所在。最重要的在於，自由市場的價格信號能在毋須依賴全知的觀點和能力下，最大程度上把分散互動的「特定情境和時空下的知識」充分利用、協調起來。
事實上，對個別的市場參與者來說，由於沒有人掌握完全知識，他們根本不可能預知自由市場的互動結果。個別參與者是否以自利或他利的動機參與市場交易，就知識分工的理論看來，既非必須也不是充分的條件。相反地，中央規畫者怎樣同步並持續地處理數之不盡、無處不在的「特定情境和時空下的知識」，已成一大難題。加上這等知識的動態、互為因果的性質，中央規畫者在謀畫時如何能預知互動過程中才會產生的結果呢？
進一步而言，每個市場參與者不論是個人或組織，其個別目的應不盡相同，部分更可能相互衝突矛盾，或存在競爭關係。倘訴諸中央規畫，如何處理有關的衝突點和競爭點就成一大難題。真讓規畫者作決定，那無異於把規畫者自己認可的目的變成集體的目的，加諸到其他人身上。這兒就是以民主表決方式來決定，其性質免不了是非此即彼的和靜態的，而且更必須由規畫者預先訂定一個集體目的或有優先序列的一組集體目的才能作出規畫。
這方面，海耶克特別提醒我們關於工程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分別。
＊作者任教於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加入香港城市大學之前，曾在四個香港政府部門任職，以及在倫敦和香港的電子媒體工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弗雷德里希‧海耶克》（聯經Wings：Monograph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