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聯合體」是充分體現自由之共生活狀態的一種「道德聯合體」，因為組成「公民聯合體」的規則（法律）具有道德的非工具性（非目的性）、一般性（共同性）與語言性（在地性）等特徵。
先舉幾個例子，來幫助讀者掌握其意涵。首先，「公民聯合體」最顯著而關鍵的特徵，就在於它完全是由規則（rules）所組成的一種關係或程序；而藉著規則（亦即法律）來思索人類活動（尤其是政治活動）的道德性，則是西方文化十分獨到的一個特色。
再以網球為例。我們有很多方式可以觀察一場網球比賽的進行，譬如科學考量（如球員各項表現的數據）與歷史考量（如網球運動的發展與演變），以及本書特別關注的權宜考量（各種求勝的策略）與道德考量（如不應服用禁藥）。
非工具性的法律規則
雖然權宜考量也可能涉及規則，例如一位選手每天固定練球八個小時，一支球隊訂定集訓的目標，但道德考量所關注的規則，卻與任何實質目的的滿足或共同目標的達成無關，而僅只涉及「非工具性的程序條件」，也就是球員之間應該如何平等相互對待的權利義務關係。換言之，一場比賽除了精采程度之外，通常還會浮現公平（fairness）與否的問題。如果球員不是在某種公平的網球規則之中負擔相同的權利義務，則網球比賽根本就不可能進行。同理，法治作為一種政治組合，亦即「公民聯合體」，其核心思路，就是將公民關係想像為一場網球比賽中的參與者，彼此共同承認一套「非工具性的法律規則的權威」。
共同的政治組合
雖然如此，「公民聯合體」不同於諸如棒球或網球這類日常活動的特殊性，在於它是我們因出生而加入因死亡退出的一種非選擇性的政治組合。就此而言，與我們共同組成「公民聯合體」的政治夥伴，「並不是我們特別喜歡的人，也不是和我們志同道合的人，甚至是我們鄙視或仇恨的人，但我們必須和他們形成一種〔法律〕關係，因為我們與他們比鄰而居，或在共同的處事中和他們休戚與共」（NB，421）。而既然「公民聯合體」關係著公共事務的處理，它的規則（也就是法律）因此所牽涉的，無疑是全體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就這點來說，公民法律的管轄範圍與義務要求，顯然要比棒球或網球活動更為普遍與廣泛；而且，不像棒球或網球，「公民聯合體」中並不存在著可以隨時化解規則在使用上所引發的種種爭端的一本「手冊」。
不僅如此，網球比賽，正如政黨、大學、公司、工廠、社團、朋友、俱樂部等等，各自有其特殊的實質目的，並可提供行動者多樣差異的「預期與想像結果」之滿足，因此在定義上屬於「事業聯合體」，萬萬不可與「公民聯合體」相混同。換句話說，雖然「事業聯合體」必然涉及道德議論，我們不要忘了，道德是所有實踐的實踐；但「事業聯合體」的特徵原則上取決於其所追求的實質目的，而不像「公民聯合體」完完全全是依據規則而組成的。
舉例而言，消防隊的存在目的就是救火，縱使消防隊有其特殊的活動規則，例如：消防法規、輪休表、出勤要點、教育與訓練規章等，但這些規則並無法界定消防隊的存在目的，反之這些規則通常是為了其存在目的而被制定出來的，而且遵守這些規則並不能自動完成其存在目的：很顯然地，光憑消防隊員對於消防法規的認識與承認，是無法撲滅任何火災的（OHC，116-117）。
總而言之，「事業聯合體」的特點是透過交換、管理、政策等權宜考量，來追求共同目的或集體目標，但「公民聯合體」的特點卻剛好相反，因為除了共同接受的規則之外，其並未預設任何實質的共同目的。
＊作者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 政府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合聘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麥可‧歐克秀》（聯經Wings：Monograph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