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一種很奇妙的力量。雖然沒有人會反對理性的使用可以破除權威迷思、實現個人自由，但理性的誤用與越界，卻可能製造出更巨大、更嚴密的權威牢籠，嚴重箝制個人自由的空間。在我們的時代，理性幾乎已經成了人性的同義詞，而有關人性的自我反噬，歌德的這句名言至今依然發人深省（quoted in Franco，1990，214）：
我必須告訴我自己，我想這是真的，人性終將征服一切，只是我同時有點擔心，世界將因而變成一座大醫院，而每個人都將成為他人的人道照護者。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時代既是一個理性狂飆的年代，也是一個權威迷惘的年代，因為理性雖然替我們掃除了舊的困惑，卻又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困擾。也因此，縱使在我們的時代，自由的處境仍舊波濤洶湧，因為就在人們開始把自由視為人類最珍貴之價值的此刻，來自科學、道德、政治、乃至於哲學自身的各種權威迷思，非但沒有消散退場，反而以國家之名重新集結，並打著共同福祉的旗號，宰制了眾聲喧嘩的社會，擄獲了渴望自由的心靈。那麼：
自由到底是什麼？
現代社會為何依然潛在著自由危機？
自由在什麼條件下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實現？
自由與傳統的關係為何？
自由與道德權威的關係又是如何？
自由如何可能在現代國家（the modern state）的建制中獲得實現？
現代國家在什麼意義上具有道德特徵？
如果說國家是人的組合，我們要怎樣區分政治組合的不同形態？
如果說具有道德特徵的政治組合，就是所謂的法治，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法治的要素，諸如公民、規則、權威、義務與正義？
為什麼在法治國家中個人自由可以最不妥協的方式獲得實現？
以公民觀點思索人際關係
就像朋友是敵人的相反，公民狀態是不自由生活的反面。
公民觀念是討論「公民聯合體」的必經起點，因為「公民聯合體」作為一種「道德聯合體」，體現著許多理論家曾經夢寐以求的、有關人群聚集的道德理想，此即所謂的「公民狀態」（the civil condition）或「公民關係」（civil relationship）。
公民聯合體」的理想特徵，一言以蔽之，就是象徵著自由的公共生活狀況的「公民性」（civility）（OHC，108）。據此，如果說理論家的首要任務，是「藉著條件」來對原有認識進行再認識，從而擴大我們知識的範圍，並藉以減少我們的迷思與困惑（cf. OHC，1），那麼，對歐克秀來說，政治哲學（作為一種理論探索）的基本使命，即是重新理解「公民性」的內涵與條件。正也因為這裡的重點是政治哲學，所以接下來有關「公民性」的剖析，主要是就其理想特徵（an ideal character）而言，而不涉及偶然流變的具體處境。換言之，我們必須謹記，歐克秀不僅力保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之間的批判距離，而且力求歷史知識（政治思想史）相對於哲學探索（政治哲學）的自主性。
簡潔地說，與哲學對於條件或理想特徵的求索有所不同，倘使我們的理解旨趣，是某一特定時代中的某一個別作家對於公民性的特殊解析，那麼我們就必須轉向歷史研究，也就是投向政治思想史的懷抱，因為歷史作為一種理論探索的主要任務，即是依據過去、流變、脈絡等設定，來討論某一具體事件或行動的意涵。總而言之，基於知識觀點的多元性，歐克秀認為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雖可相互對話，卻不應彼此替代。
在本書的尾聲，作者將回頭簡介歐克秀有關現代國家的歷史特徵之敘述架構。現在我們僅需注意：
基於近代政治意識是在「法律政體」與「目的政體」之間迂迴搖擺的事實，歐克秀透過歷史敘述所試圖傳遞的訊息，如前所述，主要是在點出政治語言的含混性與模糊性，而法治一詞的混淆，即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一個例子。
為了避免語意不清的爭端，歐克秀在《論人類行動》中於是引進一組拉丁詞彙來表達「公民性」的理想特徵：以civitas 表示理想的「公民狀態」，亦即崇尚自由與法治的「公民聯合體」；以cives 顯示加入此一關係的成員身分，亦即「公民」；以lex 作為公民之間相互聯繫的公平條件（terms），亦即「法律體系」；以respublica 統稱此一關係的廣泛條件，亦即「公共事務」或「公共關懷」（OHC，108）。
公民聯合體
「公民聯合體」的成員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可能是彼此仇視的敵人。
根據這組拉詞彙，我們可以將「公民聯合體」的特點重新整理如下：
一、「公民聯合體」是由自由行動者組成的一個「實踐體」：組成「公民聯合體」的「公民」，既不是受到社會過程或心理機制所制約的原子個體，也不是追求實質的共同目標的夥伴或同仁，而是根據一套公平的「法律體系」（a system of lex）而聯繫在一起的「自由行動者」。
二、「公民聯合體」是一套公平的「法律體系」：「公民聯合體」所規定的「公共關懷」，與任何實質慾望的滿足無關，而僅只涉及公民在從事各種選擇與活動時，所同意接受（subscribed to）的非工具性的道德條件。
三、「公民聯合體」表徵著一種道德關係：在「公民聯合體」中的公民關係因此是一種道德關係，因為它毫不涉及有關行為後果的權宜考量，而僅只關注所有行為一概涉及的公平條件（terms），也就是法律（see esp. OHC，112，122，158，174）。
再一次地，歐克秀的定義哲學氣味十足。
但我們也不要忘了，歐克秀是一位體系化的哲學家，前文有關自由和道德的討論與他的政治哲學之間具有高度的連貫性。因此，在逐次解釋各項條件之前，我們不妨先配合本書前半段有關「工具性的實踐體」與「非工具性的實踐體」的區分以及道德的三項特性，來顯現接通全書論政的一個重要環結：
「公民聯合體」是充分體現自由之共生活狀態的一種「道德聯合體」，因為組成「公民聯合體」的規則（法律）具有道德的非工具性（非目的性）、一般性（共同性）與語言性（在地性）等特徵。
先舉幾個例子，來幫助讀者掌握其意涵。首先，「公民聯合體」最顯著而關鍵的特徵，就在於它完全是由規則（rules）所組成的一種關係或程序；而藉著規則（亦即法律）來思索人類活動（尤其是政治活動）的道德性，則是西方文化十分獨到的一個特色。
再以網球為例。我們有很多方式可以觀察一場網球比賽的進行，譬如科學考量（如球員各項表現的數據）與歷史考量（如網球運動的發展與演變），以及本書特別關注的權宜考量（各種求勝的策略）與道德考量（如不應服用禁藥）。
非工具性的法律規則
雖然權宜考量也可能涉及規則，例如一位選手每天固定練球八個小時，一支球隊訂定集訓的目標，但道德考量所關注的規則，卻與任何實質目的的滿足或共同目標的達成無關，而僅只涉及「非工具性的程序條件」，也就是球員之間應該如何平等相互對待的權利義務關係。換言之，一場比賽除了精采程度之外，通常還會浮現公平（fairness）與否的問題。如果球員不是在某種公平的網球規則之中負擔相同的權利義務，則網球比賽根本就不可能進行。同理，法治作為一種政治組合，亦即「公民聯合體」，其核心思路，就是將公民關係想像為一場網球比賽中的參與者，彼此共同承認一套「非工具性的法律規則的權威」。
共同的政治組合
雖然如此，「公民聯合體」不同於諸如棒球或網球這類日常活動的特殊性，在於它是我們因出生而加入因死亡退出的一種非選擇性的政治組合。就此而言，與我們共同組成「公民聯合體」的政治夥伴，「並不是我們特別喜歡的人，也不是和我們志同道合的人，甚至是我們鄙視或仇恨的人，但我們必須和他們形成一種〔法律〕關係，因為我們與他們比鄰而居，或在共同的處事中和他們休戚與共」（NB，421）。而既然「公民聯合體」關係著公共事務的處理，它的規則（也就是法律）因此所牽涉的，無疑是全體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就這點來說，公民法律的管轄範圍與義務要求，顯然要比棒球或網球活動更為普遍與廣泛；而且，不像棒球或網球，「公民聯合體」中並不存在著可以隨時化解規則在使用上所引發的種種爭端的一本「手冊」。
不僅如此，網球比賽，正如政黨、大學、公司、工廠、社團、朋友、俱樂部等等，各自有其特殊的實質目的，並可提供行動者多樣差異的「預期與想像結果」之滿足，因此在定義上屬於「事業聯合體」，萬萬不可與「公民聯合體」相混同。換句話說，雖然「事業聯合體」必然涉及道德議論，我們不要忘了，道德是所有實踐的實踐；但「事業聯合體」的特徵原則上取決於其所追求的實質目的，而不像「公民聯合體」完完全全是依據規則而組成的。
舉例而言，消防隊的存在目的就是救火，縱使消防隊有其特殊的活動規則，例如：消防法規、輪休表、出勤要點、教育與訓練規章等，但這些規則並無法界定消防隊的存在目的，反之這些規則通常是為了其存在目的而被制定出來的，而且遵守這些規則並不能自動完成其存在目的：很顯然地，光憑消防隊員對於消防法規的認識與承認，是無法撲滅任何火災的（OHC，116-117）。
總而言之，「事業聯合體」的特點是透過交換、管理、政策等權宜考量，來追求共同目的或集體目標，但「公民聯合體」的特點卻剛好相反，因為除了共同接受的規則之外，其並未預設任何實質的共同目的。
＊作者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 政府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合聘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麥可‧歐克秀》（聯經Wings：Monograph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