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想到的是，此次演講的這所知名科技大學，其學生可能都是台灣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或許會擔任某些政府職務或中高階主管，說的再誇張一點，就算有人後來當上了台灣的國家元首，我也不會覺得太意外。可是，他們在面對這道經典的電車難題時，第一時間所給出的反應卻是：先考慮自己是不是要負責，而不是思考如何降低死傷或是更複雜的道德層次的考量。這不就是我們常說官僚文化裡的為官自保之道嗎？那就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最好是不做不錯」。如今我活生生在下一代的學生身上看到這樣的官僚習性，豈不悲哉。試想：如果我們的國家元首、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或任何擁有決策權力的人，當他們面對國家或社會上重大公共議題時，心裡擺在第一位的考量，竟然是儘量降低自己要背負的責任，那麼，我們怎麼能期望他們所作出的決策是可以謀取國家社會或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
第三，依上述所聯想的決策者之失職，本文仍僅僅止於根據考量全體利益的最大化的效益論而已，甚至都還沒有進入其他更多元的道德哲學的思考面向，譬如義務論或德性論等。饒是如此，我們就已經看盡了台灣政治人物的避責心態，連效益論中最基本「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政府立法原則都未能思慮，當然遑論更深層的道德推理與判斷了，而這不過是台灣推動數十年制式化的倫理教育之後的必然結果罷了！表面上看來，台灣教育似乎非常重視學童的倫理教化與品德訓練，但我們只需粗略地觀察這些倫理道德的內涵及其結果，不外是流於盲目服從於教條式權威，或者是太早向內心深處探索心靈的撫慰與平靜，而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與決策，竟然停滯於幾近無知的狀態。但是，又有多少人願意傾聽「他者」的聲音，肩負對「他者」的責任，展示「為他者」的主體呢？誠如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 1906-1995）在「他者哲學」（The Other Philosophy）中提倡的：倫理應該優先於存在論，倫理學才是第一哲學。這裡所謂的倫理（Ethical），並不僅僅只是建立一套道德行為的規範和標準，也不是要檢驗道德語言的本質，更不是關心如何過一種幸福的生活而已。而是人類最原初對真理、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之根本保障。
一場再日常不過的演講，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講題，卻引發了我一連串的思考與感慨。「電車難題的台灣版答案」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而它又究竟要把台灣帶向哪個價值評判的社會型態？我不知道！或許關鍵不在這個「答案」，甚至也不在於這個「兩難情境」，而是「我們究竟該追問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