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下野以後，不能僅僅因為政敵已經消氣，或者政敵實在無能，就可以恢復權位。他還有一套別的辦法，達到目的。最重要的辦法，是保持軍權在自己之手。他老早就認識到，軍權是政權之本。他在一九二四年告訴他的夫人陳潔如：「如果我能掌握軍隊，我就有力量掌握全國。」研究戰時中國軍事有年的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指出蔣掌握軍隊的三種方法：任用軍事單位長官、分配補給，及發放軍餉。蔣在下野時，就利用這些辦法的一種或多種，來控制軍隊。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也就是他宣布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的前四天）他在日記中坦白記述道：「可辭總司令，不可放﹝棄軍﹞權也。」一九三一年八月當他再度考慮辭職時，他又寫道：「如決心引退，則不顧一切……黨務與政治……。對各軍則﹝需予以﹞安置，勿使失所。」
一九四九年，他在最後一次引退之前，把兩個地區的集團軍分別交給他最信任的部屬：華東（京滬）的湯恩伯，及陝南的胡宗南；然後直接掌控其他大軍。另外，為著安撫軍心，鼓勵士氣，與共軍作最後一併，他撥出大批黃金與銀元，作為軍餉及補給之用，由他的親信，多年為軍需署署長的吳嵩慶負其總責，分別運送發放。
四度下野，財政軍事人事大權不鬆手
說起蔣運用金銀發放軍餉，他掌握的其他財源，在他辭職、復職過程中，也能派上用場。如前所述，蔣在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每月軍費開銷龐大，達一千二百萬元。因之，政府赤字累累，當時的財政部長宋子文，發行高利公債，以公私雙重關係，洽請上海財經界人士認購，以彌補不足。一九二七年蔣下野後，孫科出任行政院長，每月支出達兩千萬元。他僅能籌得八百萬元。他籲請上海工商界認購公債，因為得不到宋子文的奧援，沒有成果。這種嚴重財政危機，迫使他不得不辭職下臺。當蔣復職以後，上海對南京財經接濟，便恢復原狀。這種行政與財政的危機，在蔣一九三一年下野後，又重演一遍。孫科再掌政院，仍然無法彌補赤字（這時，宋子文辭去財長之職），照樣下臺而去。蔣再度復職，再獲上海支持。
蔣在最後一次下野時，於財政方面，作了細心的安排。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也就是他宣布引退的前一個月，他下令把中央銀行的鉅額金銀資產，運送到臺灣（軍用的資產運到厦門）。他把這件工作，交給他最信賴的三個人：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及前面說到的吳嵩慶。根據吳興鏞一部專書的報導，約有二百九十六萬兩（近九十噸）黃金，三千四百萬銀元，一億多兩白銀，及七千四百萬美元，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用船艦及飛機，全部祕密運到臺灣。這些資產，對臺灣在一九五○年代及一九六○年代財政金融的改革，有巨大的貢獻，奠定臺灣以後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