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深信中國的兩個成語，是含有處世的大道理：「物極必反」及「居高臨危」（居安思危）。他在日記中，警告自已要遵守這原則。他解釋道，就他的平日際遇來看，「凡有敗，必有成；凡有成，必有敗。……凡事皆在矛盾之中」。蔣這樣從個人經歷觀察出的道理，與毛的矛盾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一九一○年代開始，蔣一直在尋求高位。當他達到政治頂峰時，他深切體會到，居高位愈久，聚手中之權愈多，會遭逢愈大的敵對勢力，愈有人要削減他的權力，或者要他下臺。明哲保身之道，是在適當的時機，讓出權位，緩和敵對勢力，以便捲土重來。
在蔣的政治生涯中，他就實行這種循環性的進、退策略，一次又一次地運用了這一種政治藝術。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他在北伐中節節勝利，使他有力量建立起南京政府，控制了富裕的江浙省分，排除共黨於國民黨之外。他正在躊躇滿志時，就碰到一連串的挫折。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聯合各方反蔣勢力，以及蘇聯顧問與中共，發起聲勢浩大的倒蔣運動；他在一次與孫傳芳軍隊的戰役中，又遭到挫敗；而他的軍中高級部屬如李宗仁，甚至親密如何應欽者，都說要請他休息一下。
首度下野談戀愛
蔣審時度勢，在這年八月十四日，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回到溪口老家，一面遊山玩水，一面寫信給宋美齡，以鄉野之人自居，表達愛慕之情。其詞婉約悲愴：「余今無意政治活動，唯念平生素慕之人，厥唯女士。……顧余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舉世所棄，萬念灰絕。曩日之百對戰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夢幻。獨對女士才華容德，戀戀終不能忘，但不知此舉世所棄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耳？」
世事瞬息萬變，九月底，蔣前赴日本，會見一連串政要，包括田中首相。同時中國國內各方人員，疾聲呼籲蔣返國復職。當時沒有一人可接替蔣的軍職，如果北伐在功敗垂成之際，無人統馭，因而功虧一簣，是國民黨各派系不能接受的事。另外，汪精衛主持的武漢政府，發現大批蘇聯祕密外交文件，明白指出蘇聯在華的陰謀，要「迫害國民黨左派勢力，把武漢政府變成共產黨的傀儡政權。」武漢當局，立即驅除蘇聯顧問，清除中共黨員，解散自已的政府，由南京政府主持全局。
在這種情勢下，蔣於十一月返國；隨後於十二月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盛大典禮中結婚；到了次年一月七日，重任總司令之職；二月間，北伐軍繼續北上，於六月八日完成使命。
第二天，蔣又宣布辭職，六月十四日，偕著他的新婚夫人，再度回到溪口。許多人，包括他的親密友人張靜江，都感到意外，不知道他為什麼出此一舉。原來，這是他微妙的一招。在一件大功告成之際，表示謙意，退不居功，更引人敬重。可以預期地，他在南京政府籲請之下，於六月十七日復職。十月十日他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之職，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十七年來，中國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之下，大體統一；這也是蔣花費了同樣長的時間，所達到的目標。
可是，好景不常。前一年開始的中共叛變，已成隱憂；兩年之後的中原大戰，又留下閻錫山、馮玉祥兩個勁敵；再經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各大城市出現學生抗議運動，責備蔣實行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同一年，陳濟棠聯合汪精衛、孫科等人，成立廣州國民政府，通電反蔣。 在這樣四面楚歌情勢下，蔣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辭去了所有軍政各職；一週後，回到溪口（這是五年之中的第三次）。
可是正如他第一次辭職以後的情勢一樣，國家正值緊急之秋，京中無人，擔負重任，應對內憂外患。尤其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步步進逼，有入侵內蒙，威脅上海之勢。於是各種要求蔣復職的函電，紛至沓來。甚至，蔣的政敵，也是如此。馮玉祥在一年前還與蔣打的你死我活，這時卻下跪黨國元老之前，懇請他們勸蔣早日回朝。汪精衛更是親到杭州，與蔣相會，達成以後分工的協議，蔣主軍，汪主政。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蔣再度復職。
十三年之後，蔣領導中國八年艱苦抗戰，獲得勝利。中外人士認為他是一個歷史性的偉大人物。他的聲望，如日正中天，可說是達到他政治生涯的頂峰。可是連他最大勁敵的毛澤東也沒有想到，在短短四年之後，他跌到政治生命的低谷。一九四九年一月，他面逢兵敗於外，又受「逼宮」於內，作了最後一次的「引退」， 讓副總統李宗仁應付殘局。一年後，李似乎如蔣所料，在和也無成，戰也無力的情勢下，落荒而去，「引退」到美國 。於是蔣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又行復職。
以下野消政敵之怨氣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年，蔣渡過四落四起的政治生涯。就他的經歷來觀察，他的下野有各種作用：第一是消解敵對勢力的積壓怨氣。一九二五年，他因中山艦事件與汪精衛結怨，以後時時爭執，處處為敵。一九二七年以後，又碰到幾個時友時敵的結拜兄弟，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再加上想與他一爭權位的閻鍚山、陳濟棠、胡漢民，甚至孫科。他無從滿足這些環繞他的黨內政敵的欲望，只有在適當的時候，用俗話來說：「我不幹了，你們來好了！」這樣大家都會消消氣，不再找他的麻煩。這裡需要指出蔣的一點技巧。他在每一次下野時，都保有強大的軍力，可與他的政敵一拼到底。他卻不出此途；因為這樣的話，可能兩敗俱傷，斷送他復職的機會。第二，他因政治困局下野，讓政敵主政。對方也不一定有能力應付困局，而且可能暴露重大弱點，無從久居其位，給自已復返的機會。汪精衛與胡漢民，有才識，具聲望；但毫無軍事經驗又無軍隊班底，無以主掌外侵內患的國局；閻鍚山、馮玉祥、李宗仁、陳濟棠一來缺少政治長才，二來從未超出地盤範圍以外，表現統馭全國事務的能力；其他蔣的政敵更不足論矣。試看蔣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下野時，沒有人能代替他，領軍北伐。蔣在一九三一年第三次下野時，沒有人能動員全國軍力，恢復東北失土。蔣在一九四九年第四次下野時，李宗仁成為半壁江山之君， 和戰無成，知趣下臺。既是如此，他的復職，也是他政敵認為無可奈何之事。
蔣下野以後，不能僅僅因為政敵已經消氣，或者政敵實在無能，就可以恢復權位。他還有一套別的辦法，達到目的。最重要的辦法，是保持軍權在自己之手。他老早就認識到，軍權是政權之本。他在一九二四年告訴他的夫人陳潔如：「如果我能掌握軍隊，我就有力量掌握全國。」研究戰時中國軍事有年的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指出蔣掌握軍隊的三種方法：任用軍事單位長官、分配補給，及發放軍餉。蔣在下野時，就利用這些辦法的一種或多種，來控制軍隊。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也就是他宣布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的前四天）他在日記中坦白記述道：「可辭總司令，不可放﹝棄軍﹞權也。」一九三一年八月當他再度考慮辭職時，他又寫道：「如決心引退，則不顧一切……黨務與政治……。對各軍則﹝需予以﹞安置，勿使失所。」
一九四九年，他在最後一次引退之前，把兩個地區的集團軍分別交給他最信任的部屬：華東（京滬）的湯恩伯，及陝南的胡宗南；然後直接掌控其他大軍。另外，為著安撫軍心，鼓勵士氣，與共軍作最後一併，他撥出大批黃金與銀元，作為軍餉及補給之用，由他的親信，多年為軍需署署長的吳嵩慶負其總責，分別運送發放。
四度下野，財政軍事人事大權不鬆手
說起蔣運用金銀發放軍餉，他掌握的其他財源，在他辭職、復職過程中，也能派上用場。如前所述，蔣在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每月軍費開銷龐大，達一千二百萬元。因之，政府赤字累累，當時的財政部長宋子文，發行高利公債，以公私雙重關係，洽請上海財經界人士認購，以彌補不足。一九二七年蔣下野後，孫科出任行政院長，每月支出達兩千萬元。他僅能籌得八百萬元。他籲請上海工商界認購公債，因為得不到宋子文的奧援，沒有成果。這種嚴重財政危機，迫使他不得不辭職下臺。當蔣復職以後，上海對南京財經接濟，便恢復原狀。這種行政與財政的危機，在蔣一九三一年下野後，又重演一遍。孫科再掌政院，仍然無法彌補赤字（這時，宋子文辭去財長之職），照樣下臺而去。蔣再度復職，再獲上海支持。
蔣在最後一次下野時，於財政方面，作了細心的安排。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也就是他宣布引退的前一個月，他下令把中央銀行的鉅額金銀資產，運送到臺灣（軍用的資產運到厦門）。他把這件工作，交給他最信賴的三個人：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及前面說到的吳嵩慶。根據吳興鏞一部專書的報導，約有二百九十六萬兩（近九十噸）黃金，三千四百萬銀元，一億多兩白銀，及七千四百萬美元，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用船艦及飛機，全部祕密運到臺灣。這些資產，對臺灣在一九五○年代及一九六○年代財政金融的改革，有巨大的貢獻，奠定臺灣以後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
蔣還有一項保護權位的辦法，就是在下野時布置妥當人事於重要職位。他在一九三一年引退之前，任命四個親信部屬，即顧祝同、魯滌平、熊式輝及邵力子，分別主掌江蘇、浙江、江西、及甘肅省務。這四省或為財源之地，或居戰略位置。他在一九四九年引退時，任命他的結拜兄弟張群為西南行政長官；他的親信將領陳誠為東南行政長官；因而在他們轄區之內，能夠繼續發號施令。
在他四次上臺、下野的過程中，他手中掌握著軍事、財政與人事大權。他具有充足的政治資本，隨時隨地與他的政敵們，一爭天下。在這裡，蔣政治運作的一點特色，值得注意。他與政敵相爭時，不作趕盡殺絕之舉，而且他復職之後，好像不記前仇，仍然任用以前為敵之人。一九二八年，他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後，仍然讓一度逼他「休息」的李宗仁、何應欽，留任原職。汪精衛可以說是他在國民黨內的最大敵人，但是在汪精衛投日以前，蔣從未摒棄他於國民黨以外，聽任其身居高位（例如，行政院長或國民黨副總裁）。一九五○年他在臺灣復任總統後，曾孰促李宗仁赴臺，仍作副總統。
蔣性格機敏，善用權術，想盡一切辦法，建立廣泛社會關係，用盡各種資源，以求他人感恩圖報，俯首聽命。同時，他採取嚴厲措施，壓制強敵；也會讓步下野，與政敵和解後，再回權位。這就是蔣的政治藝術，與毛之政治藝術，截然不同。
＊作者為知名華裔美籍政治學者、作家、翻譯家、前底特律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