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陽光底下出現新鮮事的可能性
傅月庵：
日本文壇有個傳說，據稱司馬遼太郎生前，但使他選定一個題目，想寫什麼人什麼事，譬如坂本龍馬、譬如西鄉隆盛、譬如關原之戰……幾天之內，東京神保町的相關文獻、史料就會通通跑到他家去。而這，也正是為何今日安藤忠雄所設計的大阪司馬遼太郎紀念館值得一看的原因：簡直嚇死人了，那麼多書！
小說是虛構（fiction），歷史小說卻無法全然虛構。它有點像「考古」，在有限的遺跡、遺物上，恢復舊貌。當然，舊貌不可能完全恢復，因此得想像、填補，更重要的是詮釋。「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參考資料對歷史小說的重要性於此可知。《大唐李白》最為人所訝異的也正在此，正史固然參考到了，更多的是筆記小說，且不僅唐代的，甚至後來的也都參考了，很多篇幅，還可看出那是當代唐史研究的最新結果，整體狀況到底如何？我更好奇的是你如何甄別？譬如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吧，依我對你的理解，八成是「半肯半不肯」的，你如何讓它為你所用？或者乾脆都不用？
張大春：
我是聽說過日本知名作家的一些傳聞，包括請助理、組班子、從構想、設定、資料到寫作，可以組織生產線。對大多數的作家而言，那是天方夜譚。落實到寫作人的常態現實，我看還是一個人的事，一個人的活兒。是不是李維史陀打的那個比喻，說寫作者有如一個舊貨郎，隨身是到處拾來的破爛，這個東西南北之人，不一定何時何地收羅了些當下看似無用之物，收羅之時也未必知道日後能有任何它用，來到下一程行腳暫歇之地，或許有人給了個差使，讓修補一個玩具，整理一樣器物，或者是修繕一宗家具，舊貨郎便抖開他那行囊，挑挑撿撿、縫縫補補、敲敲打打。成了。
到了寫小說的人手上，再珍貴、完整、有創造性的的經驗、現實、知識、情感都是破碎而粗糙的，小說家的眼睛先要把各式各樣原本已經成就了的成品看成原物料，才有讓陽光底下出現新鮮事的可能性。你說《大唐李白》所運用的正史、筆記是其中一部份，對我來說，同樣要緊的是還有許多研究者的材料。它們來自諸多學院中無以數計的學者以大唐為範疇的海量論著。建築、商務、交通、海運、經濟活動、宗教儀式、娛樂事業、婚喪禮俗……的確十分繁瑣。 （相關報導： 廖偉棠專文：將進酒，覺有情——李白的天下意 ｜ 更多文章 ）
你提到「甄別」，我自己沒有那個學養去說甄別，但是材料與材料之間能夠互相甄別。就拿你說的郭沫若的著作為例──《李白與杜甫》所提及的李白的一生行腳，如果把來和施逢雨的《李白生平新探》對照發明，就沒有我「半肯半不肯」的問題，只有李白首肯不首肯的問題了。再比如說，李白一家從西域奔中原，是許多學者的共識，有人猜測他一家是偷渡客，有人猜測是買通了關防，我覺得不無可能是追隨著當時昭武九姓的興生胡貢使團入中土，並且以貢物為質，取得行商編戶，指皇室之姓以為己姓，還打造了一個落葉歸根的神話。這些推測，就像是各具歧出之形的拼圖碎片，彼此一旦吻合，就會看出較大範疇的圖樣來了。而材料夠多，圖樣自然也就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