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距離川普宣佈「解放日」關稅超過一月，中美政府各自宣佈將派代表在瑞士舉行會談。
幾乎整整七年前（2018年5月3日和4日），中美進行了第一輪貿易談判，一些事情似乎並未改變：兩國依然是川普和習近平執政，美國還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川普對關稅情有獨鍾；另一些事情似乎讓世界局勢今非昔比：俄烏戰爭挑戰了戰後的世界秩序，川普的MAGA傾向「背刺」盟友，一場新冠疫情讓中國經濟受傷不輕，但中國製造2025總體上取得成功。
深入這次會談的細節，中方的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他將於5月9日-12日訪問瑞士；美方代表是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他們也將在本週前往瑞士。再有雙方的關稅規模遠高於川普第一任期時（2018年）的貿易談判，當時美國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稅，現在則高達145%。
「這些會談是個好兆頭，」經濟學人智庫（EIU）首席亞洲經濟學家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表示，但這很可能只是一個漫長而曲折過程的開始，因為雙邊經濟糾紛不僅僅關乎關稅，還包括中國的經濟失衡、美國的出口管制等議題的緊張局面。「任何暗示局勢緩和的舉措都屬積極，但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難以擺脫當前困境。」
不過也正是七年前，當時中方負責談判的劉鶴在一次發言中說，「歷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們帶到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對比七年前，梳理兩次談判的異同之處，或許可以幫助讀者更好瞭解當前的事態。
人選變化：鴿與鷹
比較顯著的是雙方的人選變化，中方仍是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但任職的人從劉鶴變為何立峰。
劉鶴長期在中央任職，扮演「智囊」的角色，從第八個五年計劃到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劉鶴曾參與制定多份中國經濟長期規劃，先後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任國家主席起草經濟講稿。中共十九大上，劉鶴躋身政治局委員，一個從未在地方政府任職的官員位列「黨的領導人」，並任副總理，掌握經濟領域實權，這樣的升遷軌跡頗為罕見。
劉鶴最終在多輪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後，在白宮和川普簽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後因為疫情等原因，這份協議「幾乎沒有履行」。
二十大卸任後，劉鶴不再任實際職務，但還發揮作用。2023年7月，時任美國財長耶倫訪華，見完李強和何立峰，還與已經退休的劉鶴見面，當時《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士稱，劉鶴在卸下所有職務後，仍參加中國政府有關經濟事務的內部會議，並具有很高的影響力，他的知識儲備和經驗對北京而言極為有價值。
但就在一個月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七名熟悉調查情況的消息人士稱，劉鶴之子劉天然因涉嫌貪腐被中國政府調查。
與劉鶴這個「三朝元老」不同，何立峰是習近平的鐵桿「老部下」，在習近平1985年空降廈門時，兩人即成為過從甚密的同事。而且他在福建的三個城市主政，然後北上天津，再入中央，任職發改委，履歷豐富。國際媒體普遍對他的評論是，他的「忠誠度」和「執行力」讓中國經濟從市場化向國家主導的轉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美方一邊，參與者的職務依然是財政部長和貿易代表。七年前是姆努欽和萊特希澤；七年後是貝森特和格里爾。
不同的是，七年前對話關稅的主要聲音來自於屬於「鷹派」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他在里根時代成功限制了對美出口，在川普第一任期，也成功主導了對華談判；相比之下，當時的財政部長姆努欽則被認為是一個來自華爾街的「全球主義者」和對華「鴿派」，他的聲量則小得多。
此次，財長貝森特成為對華談判的核心人物，在「解放日」關稅發佈一周後，白宮突然改變方向，暫停大部分國家的關稅。當時站在鏡頭前的就是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他當時稱，「需要極大的勇氣才能堅持到這一刻」，在新聞發佈會上，明顯缺席的是另外兩位負責向美國人民傳達川普關稅信息的人：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和貿易顧問彼得·納瓦洛（Peter Navarro）。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財長貝森特在暫緩關稅的決定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接到了大量來自商界領袖的電話，並先後於週末和川普作出決定的那天早上，分別在「空軍一號」上和橢圓辦公室內與川普進行了交談。
一些貿易政策老手表示，即使川普團隊成員大致上支持其經濟議程，貝森特在關稅問題上的中心角色突顯白宮內部權力格局的變化，這種變化將美國從全面全球貿易戰的邊緣拉了回來。
貿易代表格里爾則顯得存在感不強。他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時擔任貿易代表辦公室的首席幕僚，並參與了與中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談判。這一輪關稅戰中，他較為出名的一幕是，4月9日，格里爾正在國會就關稅問題作證時，川普在社交媒體上宣佈關稅暫停，格里爾在聽證會現場承認自己也是剛剛得知，此舉被國會議員大肆批評。
地點變化：從北京、華盛頓到瑞士
此次談判選擇瑞士，而不是中美任何一國。上次談判，萊特希澤等美國代表先抵達中國進行談判，兩周後，劉鶴等中國代表赴美再談，並達成初步協議，同意暫緩徵收關稅。十多天後，雙方再在中國會談。一個月談了三次，但停戰局面僅僅維持半個月，雙方又開始升級。
此後雙方的接觸層級，降級為副部長級，戰火重燃，直至2018年底習近平和川普在阿根廷的G20會場見面，開啓2019年第二輪密集的會談，但地點依然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輪換。
這一次，川普在實施關稅後，中美互加關稅到了極高的程度。專家將這場較量比喻為川普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之間的「膽小鬼賽局」（Game of chicken），雙方試圖在不失面子的情況下，悄然尋求互利的結果——也就是讓貿易戰降級。
「我預期雙方會來來回回，因為華盛頓與北京都不希望被看成先讓步的一方，」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莊嘉穎（Ja Ian Chong）此前向BBC表示。
澳洲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學者宋文笛（Wen-Ti Sung）則用另一種方式說明：「就像兩輛賽車迎面而去，看誰先轉彎就被視為較弱的一方。而這一刻，雙方都不想顯得軟弱。」
率承認自己啓動關稅談判的領導人，可能被視為在談判中妥協。
「誰顯得更絕望，誰就在談判中喪失籌碼，」宋文笛說，「雙方都希望塑造對方才是更急於談判的那個。」
ING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宋林向BBC中文表示，經過最近幾周為爭取更有利貿易談判地位的頻繁較量，美國和中國終於確認將於本週開始貿易談判。
目前尚不清楚哪國政府擁有更有利的談判地位。局勢看似有些僵持，雙方似乎都略微軟化立場以便開始對話，所以談判將在瑞士這樣一個中立地帶舉行，而非在美國或中國境內。
馬志昂表示，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表現出願意坐上談判桌的姿態，直到四月美國的對等關稅出台後，才看到中國態度轉硬，但中國從未關閉過談判之門。「在我們看來，關鍵的行動方在美國一側，任何緩和大概率需要由美國方面率先推動。」
關稅壓力變化：從20%到145%
七年前的談判，經歷了多次「不歡而散」，好不容易因為川普和習近平的會面而又回轉的餘地，同時又出現「孟晚舟」事件，讓雙方談判繼續推後。
這場圍繞著關稅的較量，從2018年5月3日開始第一次談判，到2020年1月15日簽署第一階段協議，持續了一年半以上，但當時兩國貿易面臨的壓力並不大，關稅雖然不斷增加，但整體稅率在20%左右徘徊。
但這一次，中美之間大部分商品關稅達到145%，部分甚至達到245%，對於出口商而言，這個級別的稅率是「無法交易」的狀態。
對美國而言，這種壓力已經開始浮現，多家美國零售巨頭的CEO與川普舉行閉門會議，直接警告其關稅政策將導致供應鏈中斷，「兩周後美國消費者將看到空空如也的貨架」，「價格也會被迫上漲」。此番警告促使川普隨後對關稅表態有所緩和。
另一重壓力來自債券市場，新的關稅實施後，美國國債的利率在亞洲夜間交易時段升至5%，這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如果發行新債券也必須設定更高的利率否則將無人購買，這將大幅推高美國財政的壓力。而中國作為美債的第二大持有國（第一是日本），甚至並未拋售美債，否則這一壓力將加劇。
對中國而言，情況也不樂觀，正在積極重建消費者信心和糜爛的房地產市場的中國經濟，還將在今年夏秋之際，迎來數以千萬級的畢業生，如果經濟不景氣，他們的就業將變得岌岌可危。
宋林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主要目標，達成某種「大交易」仍然非常困難。短期內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似乎是美國取消對高科技出口的限制，鑒於戰略競爭考量，這看起來不太可能實現。
宋林預計，隨著談判進行，關稅可能會回落至最初的「解放日」關稅水平，約為60%，與川普最初競選時的計劃一致，雖然仍然會阻擋很多貿易，但這一水平也能讓進口商以較小的痛苦購買那些無法替代的產品。而且如果關稅降級成功實施，這將略微改善中國的經濟前景。
他認為，要達成一項持久穩固的貿易協議，從根本上杜絕關稅爭端死灰復燃，目前看依然希望渺茫，因為雙方在經濟關係結構性問題上相距甚遠，比如北京不會接受對其國內經濟政策進行有約束力的改革承諾，也不會去除現行產業政策或改變貨幣管理方式。「我們在川普首個任期內已見識過這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