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5年新加坡大選落幕，人民行動黨（PAP）再次以壓倒性優勢取得國會多數，持續鞏固其自1959年以來從未中斷的執政地位。這場勝選不僅象徵著政黨穩定性的延續，也再次彰顯一種在當代民主政治中少見的治理典範：一個以技術官僚治國、政策績效導向、長期戰略思維為核心的政黨，如何在開放經濟與高社會期待下維繫政權正當性與執政效率。面對這一制度性成功的案例，臺灣政治與社會是否也該反思，我們是否缺少一個像人民行動黨那樣的政黨？一個不以激情動員為能事、不以民粹為基礎，而真正以治理能力、整合意志與政策規劃為本的政黨。
當代民主政體的轉型與深化議題中，新加坡長年是眾多政治學者關注的特殊案例。它既非典型自由民主國家，也非完全威權主義體制，而是在制度民主外衣下，維持一套高度技術官僚化、執政黨主導、社會動員強化的治理模式。人民行動黨（PAP）自1959年以來幾乎壟斷政治權力，但卻能透過制度創新與政策績效，使新加坡成為全球治理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反觀當代臺灣政治，無論從政黨競爭的品質、政策持續性的脆弱、抑或治理信任的流失，都讓人不禁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臺灣是否也需要一個如人民行動黨般，具有長遠視野、技術官僚整合能力與國家治理意志的政黨？
政治學者陳光興（Kuan-Hsing Chen）曾指出，後發國家若缺乏一套「發展的主體敘事」，極易淪為「民主的表演舞台」與「治理的失能現場」。這一論斷，正可套用於當前的台灣：在政黨輪替頻繁、派系與媒體政治強化的背景下，政策難以累積、公共資源淪為短期利益的交換籌碼，而政黨本身亦漸趨選舉機器化，對於國家戰略、結構改革與社會信任重建所需的能動性與執行力顯得捉襟見肘。反觀新加坡的經驗，其成功並非偶然，也不僅止於經濟數據的亮眼，而是建立在一套「發展型國家」與「制度型技術官僚治理」的雙重基礎之上。
根據「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成功的現代化經驗往往來自一個政治菁英主導、國家與市場緊密互動、官僚體系專業化的體制設計。PAP即是此一模型的典範實踐者。新加坡的制度運作，從最高層的國家發展計畫到最基層的社區治理，皆以績效為核心導向，並透過制度化的官僚體系維持執行一致性與社會回應能力。從李光耀時代建立起的「中央公積金局」（CPFB）、「經濟發展局」（EDB）與「公共服務委員會」（PSC）三大核心機構，即展現出國家對人力資源、產業戰略與官僚升遷路徑的高度規劃性。PAP並非將治理交由選舉民粹驅動，而是建立一套由專業決策與知識技術支撐的國家機器，這也使得國家政策能夠在跨世代中保持延續與更新。 （相關報導： BBC看新加坡大選：全球局勢動盪之際，選民打破「新總理效應」、全力支持黃循財 ｜ 更多文章 ）
從經濟成績來看，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GDP年均成長率達11.6%，人均GDP從516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90,689美元。其開放型經濟策略使其貿易總量長年維持在GDP的三倍以上，吸引全球逾4,000家跨國企業落腳。財政紀律方面，自2003年起不再舉債，外匯儲備突破5,000億新幣，並建立起主權基金（如GIC與淡馬錫）作為未來世代資源的制度保障。這些指標並不只是數字上的勝利，更反映出新加坡如何透過制度性儲備與政策穩定，鞏固國家治理的長期可預測性與社會信賴結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往往伴隨社會不平等加劇的時代，新加坡卻能控制收入差距，其Gini係數由2000年的0.414下降至2024年的0.364，稅制與轉移支付體系發揮重要調節功能。這與西方自由市場國家常見的「先成長、後分配」邏輯不同，新加坡的治理哲學是「成長與分配並進」，社會正義與經濟效率得以兼容，並由此建立國家合法性。
